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几千年来，它为维系家庭和谐、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我认为在实施这一伟大目标的进程中，孝文化仍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和谐文化，是构建中华社会人伦和谐的产物。
我们应把弘扬孝文化上升到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高度来认识，在思想上重视孝文化，在生活中践行孝文化，在工作上推进孝文化，加强领导，采取措施，合力推进孝文化建设。要健全法制，完善制度；要整合力量，推广经验；要制定规划，常抓不懈；要表彰先进，重在激励；要关注老龄、关怀老人。

以论孝为题的议论文

论 孝今天重提“孝”这个题目在我看来是艰难的。因为西方学术界，还有受西方学术界影响的中国学术界好像已经把这个问题遗忘了，似乎应该是哲学学者或伦理学学者来关心这个问题。伦理学者们经常关心的是诸如正义，人有没有自杀的权利，有没有安乐死的权利，有没有流产的权利等问题，还有环境伦理、商业伦理、性伦理、互联网伦理等问题，但是很少关心“孝”这个问题。

“孝”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社会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我首先讨论“孝”在历史上和现在面临的一些困难，然后探讨在今天能否克服这些困难，如果可能的话，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克服这些困难，从而找到“孝”在现代和未来的活力和生机。

首先来谈“孝”艰难的这一面。“孝”的字形就反映出孝的含义，它好像是一个子辈，扶着一个老人，所以“孝”的基本含义就是，善于侍奉父母而使其高兴。那么，孝是一种子女天然的倾向，还是需要在外在的诱导甚至是压力下的有意识的行为?按常理分析，一个人对你好，你就对他好，他对你不好，你对他不好。我们都知道，父母对子女一般说来是非常好的，所以按常理来讲，子女应该对父母非常孝。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孝的行为。儒家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孝是天然的，还是由外在影响形成的?正统的儒家认为孝是天然的，人本性是善的，所以才有天良、天理和良知，所以儒家像孟子、王阳明都认为子女天生就知孝。

对于不孝，传统的儒家认为，要通过一种外在的方式来解释，主要归为环境的影响。在现实的外在环境早，儒家认为。人的丰要的活动是追求利益，满足自己的愿望，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呆久了，就会认为父母也跟利益有关，儿女与父母的关系，也是一种非常现实的利益上的关系了，这样一个人就丧失了孝心，也就不可能有孝心。

怎样克服不孝?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很多办法。儒家看来，首先，要通过教育使得子女们维持孝心，不让不孝之心生出来；其次就是要建构各种各样的规矩、风俗、成文或不成文的法，来压抑甚至是惩处不孝和鼓励孝。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所以一两千年下来，我们中国的文化，实际上主要产生了两种效果，即孝的艰难与孝的动人：

首先谈谈孝的艰难。我们文化变成了一种尊老怜贫，注重返本归原的文明程度很高的文化。但是另外一面，由于要求子女在一切方面都尽孝，这些规定往往是比较硬性的，所以产生了不少的伪孝、伪善的行为，尤其是还造成了一种压抑青年人自由创新的环境。

当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我们旧的文化面临重大挫折的时候，代表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口号。随着这个潮流，我们看到封建王朝的覆灭，还看到儒家的衰落，同时跟着就是孝道文化的衰落。

从那时以来，孝开始面临重大的挑战，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一开始这种挑战往往来自精神方面，就是用一种普遍化的观念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来解释世界的努力。于是我们看到了不少冲出所谓封建旧家庭，投身社会改良，投身革命的青年人，也看到了不少青年人科学救国，用科学来解释一切，解释家庭，解释家庭的产生，家庭的未来。总的倾向就是，他们都认为孝或者亲子关系应该让位于或者服从于个人的、或者党派的、国家的要求或利益。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孝”不是一个或主要不是一个像传统西方哲学处理的那种超时空的、抽象的概念，“孝”包含着非常深刻、非常原本的时间，它不是超时间的。但是这个时间是一种原本的时间，孝意味着子女和双亲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一也就是说代表现在维度的子女或年轻人与代表过去的父母或老一辈人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在孝这里，世代在重叠交替，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融，生死相依，所以把它叫做孝的时间或者孝道时间。孝道时间是原本的，就是因为与物理的时间相较，孝道时间跟物理时间、格林尼治时间很不一样，它不是外在于人的生存的，或者是所谓纯客观的、可以用钟表、日历来准确地测量的。

能否说一个人在一年里为父母付出了多少物理时间，就算尽孝了?孝的时间不像物理时间那样是线性的，时间的三维顺序是绝对无法重叠、交替的，整个物理时间从过去到未来一直平板地向一个方向流逝，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儒家所讲的子女天然就知孝是对的。问题是，不孝难道只是外在的环境造成的吗?随着幼小的孩子越长越大，他就越可能淡化和父母的联系，淡化出自时间、血缘的那种赤子之心。

在我看来，除了儒家讲的人对物质、利益的欲望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减弱孝心的原因，这就是个人意识的出现。一个孩子长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意识到他是一个单独的、有着自己生存价值的个别实体，由此他生出了要摆脱父母的阴影，寻求独立的倾向。虽然他所认为的阴影实际上充满了爱和呵护。

个人意识不等同于对于物质欲望的意识，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精神形态，孩子们成长到一定时间就会出现。所以我觉得孝道从古至今一直面临着内部的到一定时候就会发作的冲击和破坏力，正统儒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个人意识和物欲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两者都属于一个孤立化的现在时间形态，和过去、未来从根本上是分开的。比如说，对物质对象来讲，一瓶可口可乐，只有喝在嘴里，吞在肚子里才是真实的，过去的100块钱，未来的100块钱，总不如现在拿在手里的100块钱更真实。

自我意识只有在当下才是其所是，它不像物质对象那样是复数的，它只有一个。所以自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永恒的、贯通一切具体现在的一个大写的现在，或者大写的我。我们注意到，英文里的我，即I永远是大写的，you，he，或she都不是大写的。对于这种个体化的自我意识来讲，过去之我和未来之我，只是现在之我的一种延伸和扩展，“我”永远只是现在，“我”要是不在了，或者现在不在了，那么什么都不在了。这正如路易十五说过的一句话，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比上面我讲的孝道时间或者亲子时间，个人意识的时间状态更接近于物理时间，它是由一连串似乎是孤立的“现在”组成的，由一个大写的“现在”统领着，平板地由过去流向未来，它有明确的死亡日期，如果哪天这个个体死了，，从此以后它就不在了，也没人真心地再惦记它了。

中国传统文化总是设法让亲子的联系或者亲缘的时间在个体意识的冲击面前还能够维持，但在西方，近代文化、近代文明和受其影响的整个人类的所谓现代化或者全球化是鼓励青年人完全割掉这条血亲的脐带，这条精神上的脐带，从父母的阴影下完全解放出来的。我们可以去读鲁迅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青年人成为有独立判断力的、成熟的个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单个的、相互平等的、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个人按照某些或明或暗的契约组成的，而且这种倾向认为这之前的社会都是原始的，还不够发达。

哪种时问形态和社会形态更可取呢，我不做什么判断，我只想说孝道在现代性潮流中的命运不会太好。比如说，我们周围常常看到鲁迅先生说的那种觉醒了的父母，或者叫觉醒了的年轻人。实际上，他们感到人情淡薄，我对父母没有多少真的孝心，估计我的子女将来对我也不怎么样，那我还要子女干吗，还受这份罪干吗?干脆就不要孩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不会大批地出现像鲁迅先生期待的那种尽义务的、利他的、牺牲自己而让子女完全解放的父母。

为什么?在我看来所谓觉醒的前提就是把个人意识和个人价值放在优先的地位，这个前提和克己利他的要求是矛盾的。因此，现代化国家中人口都在下降。于是现代技术出来治理现代病常见的现象。我们有了克隆，我们可以把孩子成批地生产出来。这在将来会变成比较现实的技术。

在《黑客帝国》这样的科技幻想电影中，人都是在管子中成批生产出来的，这虽然是幻想，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个情况真的实现了，到那时候，孩子们碰到一块儿都互相不再问对方父母是干什么的，而是问对方是什么工厂、几号车间出来的，是在哪一区，哪个管子上，按照什么程序养育大的。到那时候，人类社会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这种完全对象化的、生产化的人，还是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人?

现在来讲“孝”动人的一面。有一个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普遍走向现代化或者现在化的时代里，“孝”还能不能够打动人，或者说具有天然的活力?让我们沿着刚才讲的时间分析的线索来讨论。

现实生活中，受时间总流向的影响，亲子关系结构中爱的流向是不平衡的，往往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远远剩于子女对父母的回报。爱的流向也就是原本的时问的联系，在人生中体现为一种很亲密的爱的关系。

在我看来，越是在原本的和体现人性的生存时间和生存状态中，爱的结构就越趋向平衡和互动。比如在低等动物草履虫的世界里，亲对子的爱和子对亲的爱都不明显。鸟和哺乳类动物中，亲对子的爱是很明显的，但是子对亲的爱不太明显，虽然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有乌鸦反哺的说法。只有到了人类，我们看到，这条从原本时间中升华出来的爱意之河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回旋机制，这个机制反激出了更丰富、更壮阔的情感的波澜。于是出现了许多相比于动物更深刻的情绪，除了爱之外还有恐惧、憎恨。

只有在人类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憎恨和恐惧，能达到一种动物根本无法设想的毛骨悚然的、深远的境界。这是与人的时间意识的扩展和深化同步进行和内在相关的。因此，著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一条狗，会怕主人要打它，但是它不会怕主人明天要打它。

正是因为人类的时间视野的扩展和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未来和现在的内在的交融，才有了更深刻的独立意识和回应意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发的交往意识。从动物到人类，意识、感情就像从小溪融成了大河，从大河流向了东海，于是庄子讲望洋兴叹。这时便出现了深刻的、奇妙变换的爱和恨。这种爱，爱起来如痴如醉，它不被物理的、平板地流淌的时间完全决定，也不被受这种时间决定的利害关系意识完全决定，而是能够反激出异常的、物理学上叫反熵的、更丰富动人的感情，在回应过去与投向未来之中，振荡出深邃绚烂的人生意境。人要经受大苦，经历大悲，正如释迦牟尼所讲，人生的苦海没边没沿，只有人才能苦到这个程度，动物再苦也苦不到这个程度，但是这种深刻的时间和生存境况又是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来源。

在我看来，要让孝能动人起来，就是要让子女能够进入到原本的时间湍流和纯情大海里面去，在现实中，首先就意味着进入到父母的时间中去，进入到父母对子女的疼爱的生存状态中去。进入，不是仅指一般的知道而已。疼爱实际上是爱和恐惧的结合。父母老是怕儿女生病、怕儿女不学好，所以叫疼爱。如果子女能够进入到这个时间之河中去，被它深深打动，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能够打动父母、打动他人的孝心和孝行，从而达到在亲子关系中的爱的互动，构造出一个个不同的饱满自足的人生形态。

所以，孝的动人要从意识到父母的动人开始。父母的爱确实是动人的，它总是那么自发，坚定不移，不管子女是弱小的，还是已经有了个人意识、叛逆意识，即便是最普通的人，一旦做了父母，都能生发出超越现在和自我界限的意识，敢于突破千难万苦。在这种爱面前，越是英雄越要低头，越是硬汉越要流泪。比如，春秋时期刺王僚的专诸，还有南宋的岳飞都是这样。这种爱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神圣之原，真实之本。有两句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我每次读都感到非常动人。动人来自于诗表现的亲，虽然是动物亲对子的深爱和亲子之间生死相依的生存形态。

能被这种生存形态打动，就是孝之端，人之始。只是要求子女们存天理，灭人欲，克己孝亲，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产生一些效果，但是多半不会引发充满原发爱意的孝心和孝行。只有真情中才有真理，而真理应该理解为真正动人的道理，这种道理永远发自真情，饱含真情。儒家特别讲孝，孔夫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比起后来那些儒家正统的大师们来，他的思想方式、思想风格更原本，他更注重德行和思想的时机性和情理性，情和理的交融。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可以看到，孔夫子讲孝，总是把学生引到亲情上来，引到原本的时间问题上来。有一个很著名的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古代要求父母去世后子女守三年之丧，孔夫子一个学生说三年时间守丧，什么事都耽误了，所以一年就够了。孔夫子反驳他的时候，没有用什么大道理，他说，为什么有三年之丧，因为一个人出生后三年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要守三年之丧。还有一个鲁国的大夫问孔夫子什么是孝，他回答说“父母唯其疾之忧”，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父母总是担心他的孩子生病”，虽然这个好象答非所问，但仔细品味里头大有深意。孔子实际上是说，父母最担心孩子生病，所以，关心自己的身体，就是尽孝了。

我有了孩子以后，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弱小的孩子容易生病，生了病我和太太就商量送不送医院，送医院怕再感染，于是不送医院吃点药凑合凑合，到半夜又发起烧来了，于是冒着大雪，我骑着自行车，太太抱着孩子上医院打针去了。这个非常平常，每个当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古今同然。

孔夫子的话以情动人，只要能感受到父母亲最担心的是儿女的身体，如果你被打动了，那么关心自己的身体，就是尽孝，同时，既然你被打动了，就会去为父母之疾而忧，去为父母之病牵挂了。

孔夫子还讲了一句话，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里的“父母之年”，表面是个物理时间，是年龄，但是孔夫子认为，这不只是个物理时间，而是个生存时问，是孝的时间。“一则以喜”是什么?因为父亲有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过去，很高兴，明年又长了一岁，又很高兴。但是“一则以惧”，则同时表明你感到畏惧、恐惧，因为父母亲越来越衰老，容易生病，他的未来越来越少了。所以，父母之年实际上是牵挂着过去和未来的一个活泼的时间，潺潺微微地存在于孝子心中。

3000年前，《诗经·蒙风》里唱道，“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翻译成现代文就是“母亲是那么圣洁，那么美善，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没有什么好人，总是不孝”。母亲挚诚纯一，怎么能够让人不称圣，不称善?天下真正的母亲，哪个不是圣人?在劳苦育子的时候，哪个母亲不是至善至美?

中国有一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儿子眼中，母亲永远是最善最美的。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有什么能够让我们这些不孝的子女被打动的时机呢?时机从根本上绝对不会服从任何普遍规律，尤其是动人的时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遇到最重大的挫折的时候，很多别的关系都变质、发霉的时候，我会感受到父母亲的爱的珍贵。

有一句老话，叫“养儿方知父母恩”。有一个同学问我能不能谈谈孝敬父母和谈恋爱有没有什么内在关系，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针对这个问题提几个问，当你称你的异性朋友为“亲爱的某某某”时，你是否想过“亲爱”的来源，如果没有父母对你的纯真动人的爱，你能在这里对你的异性朋友谈亲称爱吗?不能被这种原本的亲子之爱打动的人，能够长久地爱他(她)的女友或男友吗?能够爱他(她)未来的孩子吗。马丁·布勃在著名的《我与你》中，非常出色地阐发了一个道理。他说，世界上最原本的存在，最真实的体验是发生在我和你之间，而不是在我与它之间。“它”意味着那种可以对象化的服从物理时间、算计时间和因果率的那种它。他说，“当我诵出你时，事物对象都不复存在，我步人与你的直接关系中，真实的人生，都是在这种直接关系中的相遇。”我认为，最原本的你，其实不一定是布勃讲的，经由神恩与我相遇之你，而首先是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我们并不是在对神的祈祷中，在向恋人的倾诉中而遇到你，而是在父母的怀中，在那奶声奶气，清亮纯真的爸爸妈妈的呼叫声中遇到你，爸爸妈妈对这种呼叫永远都是充满疼爱的回应，与“爸爸、妈妈”这种称呼相比，像“你”这种称呼都有些苍白了。所以在我看来，只要我们还能听到这种对爸爸妈妈的呼叫，对爹娘的呼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含义的呼叫，有的是需要，有的是恐惧，有的是焦虑，有的是兴奋，有的是表达一种幸福之感，只要我们还能够被它打动，能够用它去打动人，我们就还有理由对“孝”在现代化社会里未来的命运抱几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