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个问题。

从战国到唐代中叶的1000多年里，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经过先秦的发生期、两汉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初中唐的成熟期四个阶段的发展，实现了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创作实践的规范化。中唐以后，古典现实主义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

01 先秦的发生期《诗经》的编纂成集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产生的标志。孔子从宗法思想的实践理性出发，对“诗三百”所作的诠释，则在理论上为古典现实主义构筑出基本的框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论及孔子编纂《诗三百》时的两条宗旨：一是“去其重”，二是“取可施于礼义”。前者是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后者是宗法思想家插在文学领域里的大旗。

尽管《诗经》三百零五篇并非“施于礼义”四个字所能概括，其中《郑风》、《卫风》的许多篇章还表现出与宗法教义的对立，但孔子却一概视而不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为的同一性掩盖了风、雅、颂的丰富性和不可调和性。

从纯文学的角度看，甚至可以说孔子没有“读懂”诗三百，因为他的概括是如此地牵强；从政治的角度，又不得不承认孔子用心良苦，因为“诗三百”的编纂本来就不是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而是着眼于未来的政治家的手段和借题发挥。它的目的不是告诉人们过去曾发生了什么，而是为未来怎样做提供了标准和范本。

所以，一篇对异性姣好之态充满赞赏的美人赋《硕人》被孔子解为“绘事后素”，强行拉入人品修养、文质关系之中；一篇表现男女初恋情感的《关雎》，也硬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将其纳入儒家中和之美的轨道。

在对诗歌性质的总体认识上，孔子单方面强调诗的政教功能，继《尚书·尧典》首次提出“诗言志”之后，进一步将其明确为“思无邪”。“言志”，已包含了诗歌的内容要合乎礼教规范，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力量。“无邪”，则从另一角度为之划定了更为明晰的界限。

何谓“无邪”？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一段绝妙的阐释：

“余尝观古今诗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陶渊明、杜子美耳，余皆不免落入邪思也。六朝颜、鲍、徐、庾，唐李义山，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

“荡人心魄”，自然不会再记得什么“礼”，什么“仁”，将其归入“邪思”，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孔子原意的。后世文人对汉大赋的责难，对艳体诗的挞伐，都是基于儒家对诗歌的这一总体认识。

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孔子有比较系统的理论表述。他首先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性，即：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孔子在对诗歌社会作用做了这一番内涵虽丰富而终不免简单、模糊的界定以后，却立刻以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明确的“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对“兴，观、群、怨”加以概括和统摄。文学表现人内在的自由品格的本质被抹杀，成为维护宗法伦理道德规范、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和“礼、义，仁”的间接表现形式。

其次，孔子强调诗歌的实用功利性。即他说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歌成了骑士的佩剑和外交家的语言辞典，成了认识自然景观的教科书。

实用功利性虽然随着战国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消失而未在后世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但它以实用主义观点对待文学的方法，却在民族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此外，在诗歌与创作者的关系上，孔子强调道德修养在创作中的重要性。

举例来说，在文质关系上，主张“文质彬彬”，尤突出思想内容的决定作用；在文学批评上，倡导中和之美，确立了从实践理性精神出发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批评鉴赏原则；在语言运用上，反对“巧言令色”，主张“辞达而已”。

这一切，集中反映了孔子在“思无邪”和“事父、事君”基本原则下对文学特质的探讨结果。由此构成的理论框架，遂成为后世古典现实主义的纲领。

第一个对孔子文学思想发挥补充的是孟子。他提出的“不以文害辞”、“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观点，对艺术美学特征的认识，较孔子又前进了一步。孔孟时期，理性主义盛行，诗的时代被散文时代所代替。

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主要建立在对前代诗歌的阐释和总结之上。但没有新的文学创作为基础，理论本身是难以继续发展的。

所以，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直到汉朝大一统社会的建立，荆楚文化系统和中原文化系统合流，恢宏巨丽的汉赋取代四言诗占据正统文坛时，才又获得了新的生机。

02 两汉的发展期汉王朝建立后，受统治阶级尊崇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南北文学合流后的文学趋势产生了不协调甚至对立。汉赋“沈博艳丽”，堆砌铺陈，不再仅仅是“辞达而已”；追求使人心灵摇荡的感官刺激而非严肃的理性思考；热衷于审美愉悦的作用而淡漠政治功利的追求。这当然是古典现实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尽管汉赋一产生，便表现出“劝百而讽一”的妥协，但那可有可无的“一”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气氛中，并没有博得谅解。杨雄和王充首先站出来向它发出责难。

比如，在《法言·君子》中，杨雄对司马相如的赋作了“文丽用寡”的否定评价。在《法言·吾子》中，更从古典现实主义狭隘政治功利性出发，对整个汉赋提出批评：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这里对“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划分，“丽以则”和“丽以淫”的评价，既集中地体现了杨雄对赋体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和论断，也表现出他按宗法统治“托古改制”的传统作法，校正文学发展中“丽”而不“则”倾向的努力。

如果说扬雄的观点有什么进步意义的话，那也仅仅在于，受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冲击，不得不在讲求儒家教化之外，把“丽”纳入古典现实主义的范畴。

和扬雄相比，王充的观点显得更为极端和狭隘。他曾言：

“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由此，他对汉赋的艺术成就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王充的这个观点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它却露出了一个端倪，即古典现实主义已以愈来愈强硬的态度立于文坛之上。

几乎和王充同时的班固是这一时期又一位举足轻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特色不仅表现在从儒家的诗必须“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的说法出发，要求辞赋也须像诗那样有讽谕、劝戒的政治意义，而且以其对汉赋作用、价值、意义前后矛盾的看法引起后世关注。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批评汉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又为司马相如辩护，说他：

“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在《两都赋》序中，更赞美汉赋“炳焉与三代同风”，是“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

同一人对同一事物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论断，这看来不可思议，实则统一在“古诗之义”即讽谕劝戒的基础之上。批评，是因其无助于政治教化而发起的攻击；赞扬，是“以意逆志”，通过强行曲解将其纳入自己轨道而作出的努力。它作为一个信号，预示汉赋的创作将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要从因荆楚文学发展的惯性力量而“恢宏伟丽”的前期大赋向符合古典现实主义的后期抒情小赋过渡。

汉赋本来就是南北文学融合的产物，两大文学系统当然都要在其中投下自己的影子，并随其发展而呈现出彼此消长的状态。前期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羽猎赋》固然“铺彩摛文”，在形式上保留有极多的楚辞遗迹。但其作亦无不和讽谏有关。“讽一而劝百”，毕竟“讽”在其中。

待到汉末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时，已是语气平实，格调质朴，抒情言理，讽谏现实，完全进入到中原文学系统范畴。古典现实主义终于在南北文学融合的潮流中取得了支配地位。其理论体系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完善和发展，标志便是《毛诗序》。

产生于东汉的《毛诗序》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篇章。它以荀子《乐记》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将先秦以后儒家的诗论加以概括、总结和发展，实现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系统化和经典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发展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把班固“讽谕”说的内涵具体化，使诗歌的创作目的有了更为明确的指向，社会作用有了更为细微的分类。

在这里，诗歌已不再仅仅是“专对”，或“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是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力量；不再是简单、笼统的“事父、事君”，而是“上以风化下”，将统治者的意志和德政传达给人民，“下以风刺上”，将下层的愿望和要求反映给最高统治者，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效用，巩固宗法社会秩序。

其二、把诗的“志”同“生于人心”的“情”联系起来，提出了志与情相统一的观点，使古典现实主义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又深化了一层。

《毛诗序》以前，说诗必言志，还没有人从诗歌理论上把它和情感表现明确联系在一起。南北文化的合流，推动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特征的认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可说是这一认识的结晶。

《毛诗序》在强调古典现实主义的政治功利性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不易突破的标准和基调，它提出的“风、雅、颂、赋、比、兴”的“六义”说，更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发挥余地。就此而言，它堪称古典现实主义的里程碑。

但由于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一边，所以，当社会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来临，它便处境维艰，不得不以新的面貌适应新的环境，而古典现实主义也由此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03 魏晋南北朝的繁荣期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时期。曾经占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在宗法伦理秩序受到冲击、宗法观念不断淡薄的形势下日趋崩溃，旧有的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被公开地怀疑和否定，重善轻美的审美观被重美轻善所取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学的更加自觉，构成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文学和哲学都在反传统的潮流中各自确立了新的观念体系。

曹丕在这一变革中首当其冲。他从追求人生不朽出发，把两汉和经学没有完全分离、处于弄臣地位的文学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仍旧把文学和治国经邦联在一起，有传统观念的遗迹，但作为实现不朽的手段，文学自身的价值意义被肯定，优美华丽的词章成了堂堂正正的追求，功利依附也由单纯是政治的演化为主要是个人的。

曹丕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广泛的影响和长久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

于是，新兴起的五言诗体在玄言诗、山水诗、艳体诗等多侧面的尝试中完全确立和成熟，纯粹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格律、音韵、语汇、修辞等已作为专门的学问被广泛地讨论，最受儒家摒弃的“绮靡”也在诗歌乃“缘情”而非“言志”的认识下成为风行一时的美学追求。

雕琢的骈文和追求感官刺激的宫体诗虽屡遭围剿，仍在社会通行数百年之久。著名的宫体诗人萧纲甚至公然宣称：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切须放荡。”

在这来势甚猛的新潮流面前，传统的“诗教”感受到被淘汰的威胁，古典现实主义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桓范到颜之推，诸多知名的文学理论家以骈文、艳体诗、山水诗为对象，发动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围剿。以下评论可略见一斑：

“作不尚其丽，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恶其伤义也”。(桓范《世要论》)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挚虞《文章流别论》)

“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裴子野《雕虫论》)

“今世相承，趋末逐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竟，辞胜而理状；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

这些观点，并未超出《毛诗序》所达到的高度，却不厌其烦地一提再提，正好从一个侧面见出传统“诗教”理论的危机。

当然，古典现实主义在本时期也有新的发展。集南北朝文学理论之大成的刘勰，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文心雕龙》虽然旨在阐明儒家经典的写作原则，纠正当世的不良文风，并把原道、征圣、宗经作为其理论核心，表现出重古轻今、重四言轻五言的倾向，但更多的篇幅却用来论述表现方法和表现技巧，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继承创新与个性风格，以及修辞、谋篇、布局、声律、对偶、比兴等属于纯文学范畴的内容。正是后一点，奠定了《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理论和创作在矛盾中呈现对峙状态。艳体诗和宫体诗没有在理论界获得广泛支持，却迭代不衰，大有人作；理论界对其连连围剿，但始终未形成与之抗衡的作家群。这种对峙状态的打破，是在唐朝。

04 初中唐的成熟期初唐承袭六朝余风，华绮纤巧仍是流行文坛的风尚。但对于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来说，吸取历史教训，铲除一切不利于“君统”的因素，正是当务之急。一批以总结兴衰治乱为己任的史学家，从巩固政权出发，针对初唐的浮丽文风，尖锐地抨击纵欲享乐和以形式为美的齐梁文学，拉开了有唐一代对齐梁文学实施总攻击的序幕。古典现实主义亦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入它的兴盛年代。

第一个以诗歌革新倡导者身份站出来的是陈子昂。他用“文章道弊五百年”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观点对六朝文学一笔否定，打出以复古为革新的旗号，要求恢复《风》《雅》和建安诗歌的优良传统，确立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以适应处在上升时期的唐代统治者的需要。

后世对陈子昂有过很高的评价，元好问赞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其实，陈子昂在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无多少突破性的建树。他的名声，更多是源于他作为时代潮流的最早的感知者所处的地位和理论纲领。

由于陈子昂的振臂一呼，再经由杜甫、殷瑶、元结等人的大力提倡，古典现实主义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具有了正统地位相称的实力。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的出现，是古典现实主义达到鼎盛期的标志，也是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最有魅力的一页。这时期的理论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这四方面在逻辑层次上是密切相关的。

其一、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坚持美与善的和谐统一，美要服从于善。

因此，反映社会现实，“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通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上下通而一气泰的目的，是创作的第一要义。

其二、强调诗歌反映社会现实必须以经验真实为基础，主张要直接描写耳闻目睹之事。

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便是他贞元、元和之际，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而成。

其三、强调诗歌描写经验真实要有固定的指向，即必须是有关国计民生、兴衰治乱、人际伦理的内容才在所写范围。

“风雪”、“花草”虽也在经验真实之内，但它上不能“纽王教，系国风”，下不能“存炯戒，通讽渝”，没有“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的政治功利，当然不可“嘲”，不可“弄”。

其四、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出发，强调诗歌在表现方法上要直截了当。主张在言直切中，实现“见之者易谕、闻之者深戒”的目的。

这是白居易提出的。他在重申先秦儒家要求美必须与善相统一和重视文艺社会作用的思想观点时，把诗歌政治功利性及其实现的途径更加条理化、系统化和规范化，并以此为指导，创作了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影响的讽谕诗，组成了由当世名流为主体的作家群，发起了一场纲领明确的新乐府运动。所以，白居易成为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最有权威的代表是当之无愧。

中唐以后，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美学观点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以诗歌和散文为主的正宗文学不仅不能一统文坛，且呈现出逐渐为戏剧、小说所取代的趋势。

至此，从宗法观念的保守性和呆滞性的襁褓中产生，在儒家哲学的重善轻美和尚甩求实的土壤上成长的古典现实主义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古典现实主义开始让位于批判现实主义。

再说第二个问题。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古典现实主义曾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正统的身份占据文坛。它不仅在理论上有始末明晰的发展、完善过程，而且在创作实践上逐步形成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表现出和同期的古典浪漫主义及后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截然有别的特色。尽管在每一发展阶段还存在侧重点的不同，但在总体上，都可归入如下5大基本特征之中。

其一、重言志求善而不重缘情求美。自《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的古老命题以来，“言志”便成为创作诗歌的开山的纲领。古典现实主义尤重所言的“志”的性质，从提倡“诗无邪”，到后来的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以至提倡“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一系列的努力都集中在诗之“志”必须符合具体阶级的道德规范。

由此，“志”的内涵如志向、抱负等便和儒家的处世哲学“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联系在一起，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

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上也强调情志并举，但这里的情是狭义的，是受志制约的。南北朝时的艳体诗、山水诗，就是因为抒发了与政治无关、与教化无补的情，才受到后世的猛烈抨击。

古典现实主义如此重视“言志”，是和它赖以存在的基石——儒家分不开的。儒家强调个体的感性心理欲求和社会的理性道德规范的和谐统一，把外在的强制性的宗法伦理规范变为内在的对纯洁高尚的善的欲求。

而言志，就是创作者个体实现善的方式、手段。无论直接言志还是抒情志，离开这个前提就失去了意义。古典现实主义把讽谕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目的和诗歌评价的最高标准，原因亦即在此。

其二、重群体情感而不重个体情感。古典现实主义在强调言志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情感的作用，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者，根情，留言，华声，实义”(白居易《与元九书》)，“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文心睢龙·情采》)、“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文心雅龙·情采》。

但由于古典现实主义是宗法伦理等级观念在文学领域的体现者，所以，它所提倡的情是基于氏族血缘、尊卑上下的伦理道德感情，受着协调人际关系的礼的束缚。当人把情“止乎礼义”时，已不再是由的充满个性情感，而是贯穿着实践理性精神、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情感。

古典现实主义把个体情感置于群体情感的约束之下，极大地限制了创作主体对精神世界内部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展现，使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现实感、时代感畸形发展而审美价值终不免相形见绌的不平衡状态。诗经中的《正月》一类的诗也因此以“怨诽而不乱”成为后世的楷模。

杜甫宣称“别裁伪体亲风雅”，所作《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喜达行在所三首》等，虽然历数个人不幸，但“葵藿倾太阳，物性同难夺”，仍然下则“穷年忧黎元”．上则“恐君有遗失”，表现出个体无谓、群体攸关的忧国忧民之情，在精神上亦和《小雅》一脉相承。

古典现实主义重群体情感的特征，使许多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极大关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其三、重经验真实而不重本质真实。古典现实主义恪守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从民本思想出发，注重实录，鄙弃幻想，要求文学创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现实生活作符合其本来面目的真实描写，反对把非经验真实的东西写进作品。

在这方面，左思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自述创作《三都赋》的原则时说：

“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文学创作还要阅览地图、查看方志，看来有点可笑，却正反映出古典现实主义视真实为生命的关键特征。这种特征，在杜甫、白居易的创作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体现。

其四、重伦理反思而不重审美抒发。儒家思想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一方面毫不含糊地维护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区别，一方面又把原始氏族社会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质朴、真诚、互爱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统一谐调加以提倡。

举例来说，《诗经·国风》中的周、召二南，就已经反映出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夫妇、父子、君臣之间一种相对来说是协和，温情的关系。

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白居易的《新制布裘》，共同体现出的古代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为古典现实主义所追求，也构成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

但古典现实主义在强调伦理反思的同时，忽观文学艺术的审美抒发。从《论语》巾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淫”，到班固，杨雄的“竞为侈丽宏衍之词”，“辞人之赋丽以淫”；从裴子野的“淫文破典”到白居易的“尚质抑淫，著诚去伪”，“系于意，不系于文”，都表现出对文学艺术审美愉悦功能的蔑视和反对。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成就，白居易的讽喻诗远不及他的《长恨歌》、《琵琶行》流传久远便证明了这一点。

其五、重现实干预而不重现实超越。和古典现实主义同时的古典浪漫主义就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文学的超越性特征。它表现在创作上，理想人格冲破了现实人格的抑制，社会的压抑在精神世界中求解脱，孤独和厌世在自然中找归宿，李白充满审美个性的创作最为集中地体现出这种超越。

古典现实主义则不然，它注目于社会和人生，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中得与失、成与败的执着。它往往只有对自己实践既有道德规范的反省，而缺乏对现存秩序、道德观念是否合理的反思：只有参与干预现实以实现现实人格的社会价值要求，而缺乏超越现实以实现理想人格的个体价值要求。

因而，表现在创作上，现实人格压抑了理想人格，直至造成对现实个性的扭曲；社会的压抑只能表现为悲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消极和无可奈何；政治的功利淹没了对审美理想的探求；主体在现实网络中时时跃动而终不能自拔。

比如，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是一首典型的古典现实主义抒情佳作，抒发他“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壮志不能实现的愤懑。作者只有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喜悦或无法实现的苦闷，却没有俯视人间的超然和跨过现实的超越。把坎坷境遇归于宿命的自我排遭，都恰如其分地控制在古典现实主义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的参加者们更把现实干预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他们秉承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涛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文学也就此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具和政治观念的传声筒。

最后再补充一点。古典现实主义以正统身份占据文坛长达一千多年，渗透到后世，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诸如塑造富有东方色彩的、以含蓄内向和矜持不露、求实尚用的经验思维方式为其体征的民族性格等等，而它提倡的抒情与叙事的交叉融合，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的统一，重视比兴的表现手法，言志求善的教化功能等等，则对整个中国文学艺术产生了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