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Poul Pelliot，1878—1945)。
因伯希和能操汉语，并熟悉中国古典文献，他用三周的时间将藏经洞中的遗物全部翻阅了一遍，王道士最后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将总数约一万余件的文献珍宝卖给伯希和。通晓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件全都是绝品，其中包括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着的《往五天竺国传》，分别入藏巴黎的法国国立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谁提出的？魏征还是房玄龄？

不是魏征也不是房玄龄

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

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四部分类法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清同治年间，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编《书目答问》，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部，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五部分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