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暖，是确实在发生，还是耸人听闻？各国政府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如何？如果气候真的变暖，对我们的经济活动有何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本人和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朱文君女士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访谈。下面是访谈的文字版。访谈录音链接在本文末尾。

伍治坚：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来到伍治坚证据主义栏目。

今天，我的嘉宾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朱文君女士。

朱教授拥有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统计和精算系的博士学位和中国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和数学双学士学位。她曾经两次获得北美精算协会James Hickman 学者荣誉。在加入南洋理工大学之前，她是中国南开大学金融学院的助理教授。朱文君教授的研究兴趣主要有数量金融和风险管理，农业保险，长寿风险等。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其经济影响。

朱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伍治坚：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让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以很多科学家为代表，主张全球气候变暖正在发生，主要由人类活动引发，因此呼吁各国政府做出切实的行动来应对这个变化。另一个阵营以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官员和一些石油企业为主，否定全球变暖。在2017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可否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分享一下，目前各国政府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朱文君：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近几年来“全球变暖”这个词被提及的好像少一些了。我们现在更多的讨论的是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自然有包括变暖以及变冷。那么全球变暖指的是什么呢？是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化革命以来的这一百多年里，地球的平均温度有异常上升的趋势，称之为全球变暖。也就是说，近一百年来全球异常气温的上升要高于过去的一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我们一般讨论的气候变化，指的就是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除了气温异常上升之外，还有包括极端天气更加频繁等等，这些异常现象统称为气候变化。

各国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总体是比较积极的，巴黎协定的框架下，更是对各国应对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提出了量化的要求。我们现在关注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包括环境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还有经济金融层面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以兼得的。那么各国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谋求全面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则是一个有意义有挑战性的问题。

OECD总干事Angel Gurria在今年十一月一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演讲中也再次呼吁美国重新考虑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我相信无论未来美国是否回归巴黎协定，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都会对应对气候变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伍治坚：否定全球气候变暖，或者否定人类活动是变暖的主要原因的论调，有没有科学证据的支持？

朱文君：气候变化是有科学依据的。主要的科学证据包括统计建模和计算机模拟两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曾统计1880年到2015年陆地海洋温度序列异常值，在此一百多年期间，气温上升了1.1度。NASA网站上有很多关于气候变化成因以及证据的科普，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比如大家比较关心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数据表明，过去的几十万年里碳排放量都处于一个稳定中有波动的水平，而在1950年之后有明显的异常的提高。再比如，我自己也做过一些天气变量的统计模型研究。比如我曾用加拿大过去将近100年的日平均气温建立统计模型，基于我的模型，我也发现气温有一个统计意义下显著的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当然争论也是存在的，比如主要的争论点就是统计意义的显著是否可信？是否是一些随机扰动干扰了结果？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是否可信？这当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研究话题。我相信随着数据的不断完善，物理学家和大气学家不断更新提高他们模拟的模型，以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伍治坚：中国政府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态度如何？是否认同人类活动是变暖背后的主要原因，并且提倡为减缓气候变暖做出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朱文君：中国政府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控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强调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欧盟和中国共同表示将深化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

在2017年的第12届中欧工商峰会上，中欧双方承诺将在从清洁能源到产品标准的广泛领域加强合作，加强对风险和适应的管控。除了加大减排力度，中欧还承诺共同探索适应气候影响的方法。

伍治坚：在您写的论文A Credibility-based Yield Forecasting Model for Crop Reinsurance Pricing and Weather Risk Management中，您提到了通过天气预报来预测农作物收成，以及确立再保险（re-insurance）价格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首先能否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对天气情况的预测准度有多高？气象预测局是不是能够准确预测某些粮食生产地区可能发生的旱灾，水灾等情况？

朱文君：可以说数值天气预报是物理学应用最成功，影响最大的领域之一,它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天气预报准不准？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根据亲身的体验对天气预报的准确度给予客观量化的评估。随着基础科研，超级计算机，以及卫星等远程观测技术应用于天气预报，天气预报的准确度在过去四十年间有了显著的提高。

比如，3-10天预报能力在过去大约每十年能够提高1天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6天预报的准确度和十年前5天预报的准确度相当。当然大家更关心的可能还是对极端天气，灾害天气的预测。

伍治坚：全球气候变暖，对于气象预测局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带来哪些挑战？

朱文君：天气预报与气候预报是紧密联系的，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物理基础。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预防极端天气导致的灾害，我们需要准确的气候预报，这也依赖于对各种天气现象统计特征的准确总结。

可喜的是，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报一直在这方面取得着进步。比如2012年十月的SANDY飓风的异常在8天之前就被预测；2010年俄罗斯热浪和2013年美国的寒潮，都在提前1到2周被预测出来。

伍治坚：基于目前的天气预报能力，我们能否比较准确的预测农作物产区的收成？比如我们能否准确回答今年的小麦产量，玉米产量为多少这样的问题？

朱文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农业产量预测体系。

比如说在中国，官方的国家农作物产量预测来源就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部，还有中国气象局。再比如美国。在美国所有与农业产量预测和估计的活动都是归于美国农业部(USDA)来统一管理。每个月USDA都会发布对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的估计。USDA还和国家农业统计局(NASS)合作，NASS有专门的统计模型来预测农作物的产量。

关于预测准确度，我们有统计上专门的测度去衡量预测精度,叫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RMSE), 国家层面的预测的精度是非常可靠的，均方根误差都能在0.1以内，而且越临近收获季节，预测越准确。

伍治坚：在您的论文中，也提到了再保险（re-insurance）这个概念。我们很多听众并非来自于统计和精算背景，能否为他们简单介绍一下，再保险的定义是什么？它和普通的保险（insurance）有何区别？

朱文君：大家对于保险一定不会陌生。我交给保险公司保费，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损失发生的时候，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赔付，这是最典型的一种保险模式。那么再保险简单来说就是保险公司买的一种保险。有些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很重，超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承受的能力，这个时候，保险公司会和再保险公司签订一个合同，把保险公司的一部分风险转移出去给再保险公司。

哪些风险大到保险公司都无法或者不愿承受呢？农业领域一旦有极端天气比如旱涝灾害，台风等，都可能造成巨灾损失；再比如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核泄漏，战争等。大家可能发现我刚才的举例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影响范围大，造成损失严重。这种灾害，我们把它称为系统性的风险。再保险在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农业风险为例，世界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业保险公司的损失风险是由再保险公司承担的。

伍治坚：刚刚我们提到三个有趣的概念：天气预报（weather forecasting），农作物产量预测（Yield forecast），以及再保险(re-insurance).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可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朱文君：农业自古以来是一个看天吃饭的产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农业几乎对于农作物生长的每一步都可以实现精确的控制，播种、施肥、灌溉、收获。我们的科技进步甚至让我们可以控制农作物的种子和基因。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唯一控制不了的，就是天气。然而，天气预报却可以帮助我们尽量去“预知”天气变化，尤其是极端天气，进而帮助农民在灾害发生之前，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将灾害降低到最小。这是天气预报的重要作用之一。

同时，天气变量，比如温度，湿度，降水，等等，是农作物产量最重要的决定变量，对准确的农作物产量预测有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东西跟农业保险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农业保险和再保险保障的是农业风险，农作物产量则是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定价的基石。因此，有了准确的农作物产量的预测，精算师才能对农业保险和再保险的保单设计，保险定价，做出合理的决策。

伍治坚：您在论文中提到，通过农业保险，可以有效降低农作物产量背离预测（比如过高或者过低）产生的风险。可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其中的逻辑？

朱文君：农民每年对自己的农作物产量有一个预期值，这个预期值一般代表了在正常的天气气候环境之下，在正常的农业耕种活动之下，一切正常的时候的一个平均产量水平。这是农民和保险公司对产量的一种预期。但是当某一年极端天气发生，比如发生了干旱，洪涝之类，农民的产量大大低于本来的预期，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保险，那么这个损失就是农民自己来承担了。有了农业保险之后，保险公司会补偿农民这一损失，因此农业保险是一种帮助农民转移和防范产量风险等其它风险的有效手段。

伍治坚：您在论文中也提到，目前在提高预测准度和风险控制能力方面，大家用上了不少新的科技手段。这些科技手段包括：大数据，遥控传感（remote sensing），人工智能（AI）等。可否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如何运用这些科技手段来提高预测的精度？

朱文君：是的，这些科技手段已经很成功的运用在了农作物产量预测中。比如中国农业部和美国农业部在做产量预测的时候，都会运用遥感技术，还有无人机监测技术，采集关于农作物生长状态、种植面积、收成、产量等等信息，对产量预测模型不断的进行更新和校准，以提高产量预测的精确度。

这些新技术在农业保险产品的创新上，也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传统的农业保险是基于农民的产量损失。但这种保险有一些缺点或者局限，比如查勘定损非常繁琐、成本很高，比如有道德风险等等。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开发出基于指数的保险产品，我们叫指数保险。比如天气指数保险就是保险产品的赔付不是基于农作物的产量，而是基于天气指数。这种保险的好处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但是缺点就是有可能和农民实际发生的损失不相符和。所以在设计指数保险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的减少指数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误差。那么随着大数据、遥感等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在指数保险的设计上就有更多提高的空间和可能

伍治坚：由于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朱文君：刚接触农业保险这个科研话题的时候，我以为它离我的研究和生活都非常的遥远。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跨学科的话题，涵盖了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统计、大气学，等等许多领域，并且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今天非常荣幸能接受治坚的采访，让我这样一个平台让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也希望有兴趣的听众更多的去了解风险管理和保险以及再保险在农业、巨灾，以及天气等领域的应用。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