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华文明类似汉代所面临的局面，就像汉代需要一方面整理先秦，另一方面应对西域以及印度佛教文明的挑战。

中华文明大的变化有七变：秦火（主要是项羽的影响）让汉之前，几乎断片，上古到先秦文明在汉代的“经学化”，这是中华文明第一变；汉代发生过儒学的“和平演变”，但原本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位置的道家不屈服，一直跟儒家竞争中华文明的C位，儒家自然要争取吞并道家，这就造成汉末的“玄学化”，这是中华文明第二变；道家的高度以及佛学的本土化，加上隋唐政治的需要，儒释道互有渗透，儒家形成四书五经的稳定领域，文明格局三教鼎立，这是中华文明第四变；宋初儒家发力“理学化”，先是程朱理学搞定本体论，后有陆王心学弘扬修养论，到明末促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格局，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五变；清代中华的少数民族统治人口众多的名族，政治上需要压制文明发展，中华文明被社会扭转为“乾嘉之学”的新“经学化”道路，整个中华民族思想贫血化，直到民国，这是第六变；经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继续接着民国的进程，与西方文明接触碰撞，主动参与人类文明全球化的进程，这是远没有完成的第七变。

大致如此。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西方史学界的眼里，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朝代更替的呢？

西方学者如何看待几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

他们是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间的朝代更迭？

下面是翻译的一些西方学术观点。

中国人几千年来就具有一套关于封建王朝正统性和如何取得国家统治权的精湛理论。

清朝统治者虽然是蛮族征服者，但1644―1645年间的胜利征战使他们获得了中国统治者的合法地位。这一合法地位进一步为1693一1697年间成功地镇压大规模本土汉人反抗起义所确认，反而进一步促进了清朝统治者的合法性。

最初对清朝的政治反抗有两种。

一种是，明朝留下来的旧士绅官僚那里，基于儒家正统观念的态度，要求他们拒绝做贰臣去为任何后继封建王朝效忠服务。另一种是，17世纪明清两朝的交替还存在一个新的因素：一些中国思想家开始在理论上怀疑任何他族人在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确立封建王朝正统性的正当性（古典时期的潜在民族意识）。这个新问题为清朝初期汉人之中忠于故明情结的长期性增添了内容。所以反清的潜在民族意识一直没有熄灭。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再度兴起，最后终于在19世纪中期迎来了大爆发，也导致20世纪清王朝的倒塌。

17世纪中期，满人建立的清王朝的正统性变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并开始寻求其合法性来源，清朝统治者开始重视所谓的“天命”理论。

正统性的理论基础有个特有名词：“天命”，这是一个连续沿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古老公式，是整个封建王朝史上几十个封建王朝统治者享有正统性时的基本根据。

这个正统原则在政治理论上如果不算是独一无二，也是不寻常的。因为它一直是一种通行的基本原则，所以它对理解封建时代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在叙述天命理论之前，我们必须注意，被这个理论合法化的王朝在2000多年间的中国封建时代中展示了一种变化的特征。

在乞灵于天命原则的同时，掌握政治权力的帝王不断地强化了中国君主制度的专制性质。

到明清两代，封建帝王们差不多已经建立一种极其完善的专制政体(在有效的通讯设备和整合控制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内)。

做到君主专制势必大大歪曲天命原则的古朴真意。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世界，我们看到立宪制度对君主专制的制约不断在加强；而在中国封建晚期历史上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却局限了中国人，甚至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也对王朝对官府有所期待。

比如晚清时期那些改革者没有下功夫去批判作为封建王朝合法性基础的天命原则，却大力求助于像《孟子》或其他儒家典籍中蕴含的符合西方自由主义因素的内容，其中包括“民贵君轻”思想。

中国之所以没能在19世纪中叶及其以后获得更彻底的改革，部分原因似乎就在于人们普遍不愿完全抛弃几千年前的古老道理，而是趋向于对这些古老道理作部分的重新界定。

按照这个非凡的天命原理的说法，宇宙力量在政治哲学的层面具有自然而然就被感知的含义，而在其他许多场合则被理解为具有神圣属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授予家长和其继承人(子嗣)以统治权力，使官府能依此履行“民之父母”的职责。

每一个统治家族(朝代)的灭亡都蕴含在其崛起的方式之中；造反一旦失败，即构成政治上的滔天大罪，但若成功则是顺应民意拥戴新朝开国之君的合适渠道，而民意就代表了天意。

每一个王朝的登基帝王，皆须以其德政(“为民”)为本朝社稷添增天恩，不然的话就是自毁王朝的根基，最终失去天意的支持。

新朝的开国皇帝皆需通过某些制度的改革和礼仪的变化来杜绝前朝显现的衰弱和失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革社会。

小马里恩教授为此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传统中国那样具有对社会结构进行变革刷新能力的国家”。

天命的转移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行为就是中国古代更新机制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政治独具的特色。可是在同时，任何合法的王朝的每一位登基皇帝都必须恪守开国皇帝定下的典章制度。

我们看到，这种“法先王”的治国术一旦到了制度开始呆滞、社会冲突开始尖锐起来的时候，就将违反其本意而导致该朝的垮台不可避免，这就是在中国古代，改革很难成功的主要原因。

于是中国创造出另一种有说服力的“轮回”理论：每一个朝代都要经历一次周期性循环，先是充满生气的王朝创建时期，然后是和平繁荣时期，再然后是衰落时期，接下去就是最后阶段的崩溃、公开的造反和争夺天下的群雄逐鹿。

这种理论还指出，一些王朝通过非同寻常的努力可能会在衰落阶段获得一次“中兴”，并指出如能赢得时来运转，也可能会给当朝的“德”带来新的生命，即其权力和威望的再生。

因此没有一个中国的王朝能在理论上宣称具有永久统治的权力；君主制本身就建立在周期性更替的观念之上。

虽然对王朝的忠诚成为封建时代后期1000多年历史中每一朝代所有官员中需要培养的首要品德。

因为在宇宙秩序和人类社会永恒的稳固性之上的，却是在位王朝那种短暂的且几乎薄如蝉翼的稳固局面。

对于中国历史，西方世界的确有一些固有的偏见和陋见，但是西方学术界很多学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很是公正与理性，他们也提出过很多具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颖观点，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的阐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