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目前美国温室气体减排情况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杨丹辉:目前,美国温室气体排放进入较为平缓的阶段,其减排技术更加成熟,具备了调整减排目标和策略的条件。总结起来,有以下两方面特点:
首先,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波动下降的态势。
根据2012年美国环保部发布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与吸收清单:1990-2010年》(2012年),不计入LULUCF,201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6865.5TgCO2-e,比1990年上升11.0%,年均上升0.5%。其中,1990~2000年温室气体排放增长15.0%,2000~2010年下降2.54%。2009年,美国排放量同比下降6.13%,为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幅,金融危机造成的需求萎缩和经济衰退是导致2009年美国排放大幅下降的直接原因。在经历了2008年和2009年的短暂回调后,随着经济复苏,201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反弹,同比回升幅度为3.35%,但仍比2007年的水平显著下降5.81%。
其次,美国能源和交通减排压力较大。
能源同样是美国最大的排放源,2010年,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达5949.7TgCO2Eq,占美国排放总 量 的 比 重 达 到 86.7%。1990~2010年,能源部门排放增长662.1TgCO2Eq,上升幅度为12.5%。居第二位的排放源是农业部门,排放增长45.0TgCO2Eq(+11.3%),这两个部门排放上升幅度均高出同期排放总量的增幅。相比之下,工业生产过程和废弃物的减排有一定进展。同期美国工业过程排放仅增加0.6%,而废弃物排放则大幅下降了21.0%,是这一时期美国唯一下降的排放源;工业生产过程和废弃物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由1990年的4.72%和2.52%降至2010年的4.59和1.93%。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的排放反弹中,美国工业过程排放的回升势头尤为明显。2010年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比2009年上升12.0%,远超排放总量的反弹幅度。尽管这一回升势头能否长期持续还有待观察,但这一方面说明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冲击较大,导致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波动加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后危机时期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加快、制造业投资回流的态势。
另外,按照美国环保部的划分标准,电力和交通部门占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六成以上。2010年,这两个部门排放占比分别为33.6%和26.6%,排放量分别比1990年上升23.6%和18.3%,电力和交通对这一时期美国排放总量上升的贡献度合计高达148.0%。工业部门排放居第三位,同时也是过去20年中美国唯一排放总量下降的经济部门,2010年分别比1990年和2005年下降10.5%和3.6%,排放占比由1990年的25.3%降至20.4%。产业结构向服务业升级、能源转换以及能效提高是美国工业部门实现减排的主要动因。
美应对气候变化:加大研发力度,开发页岩气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目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有哪些?
杨丹辉:近年来,金融危机以及页岩气规模化开采使美国温室气体总量减排难度有所下降,美国应对气候变化也随之出现新的动向。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点:
首先,美国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基础研发的投入力度。
相比进展迟缓的气候及新能源法案,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方面却投入了大量力量。由于制度建设长期滞后于欧盟,当美国尚未完全准备好或不足以在全球气候应对方面担当领导地位之时,势必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采取消极拖延策略以换取其在研究创新方面所必需的时间。一旦核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美国则势必要调整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并对其他国家施加更大的谈判压力。
其次,页岩气大规模开发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成熟、进入量产阶段是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关键技术的突破使美国页岩气已具备商业化开采能力,产量急剧扩大。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1379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比重由2006年的1%大幅上升到23%,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到204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40%以上。
随着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使美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天然气替代煤炭导致发电用能的成本下降,排放减少。同时,美国石油巨头纷纷加入页岩气资源的争夺,并开始将液化天然气纳入汽车燃料的销售网络。随着价格进一步下降,美国货车开始使用液化天然气作燃料,陆路交通部门也将减少对汽油的依赖,进而有助于交通部门的减排。鉴于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一些美国公司正在试图控制页岩气勘探和生产的进程,以维系一定的价格水平。
作为低排放能源,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增长将对美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前景产生深远影响。
温室气体减排:地方政府态度分化
中国经济导报:请问目前美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杨丹辉: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美国节能减排的潜力巨大,阻力同样也很大。金融危机对美国超前消费模式造成了一定冲击,国内回归“储蓄社会”和“理性消费”的呼声较高,但美国物质消费总量仍很大,居民、交通、建筑用能浪费严重,这些部门节能减排的潜力很大。尽管汽油价格大幅攀升,但目前美国汽油零售价格与中国相近,甚至略低于中国,美国不少州的电力价格也比中国低。以美国的收入水平支撑这样的能源价格,势必导致节能动力不足。同时,由于大石油公司和汽车公司掌控着美国的输油管道和加油站体系,这些大公司不断质疑气候变化的影响,极力阻挠地方政府改善公共交通等减排行动。因此,综合考虑其资源储备、基础设施条件、产业结构、消费模式、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国内政治格局,美国节能减排仍面临很多阻力。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联邦政府难有突破,各级地方政府态度有分化。
美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联邦政府很难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大的作为。力度大的减排目标和方案,一旦进入国内立法程序,难以突破石油、电力等寡头企业以及钢铁、汽车等行业利益集团设置的重重阻挠,这也是导致《美国清洁能源法案》难产、国家层面全局性综合性减排方案缺失的重要原因。
与联邦政府的裹足不前形成反差的是,美国部分地方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得更加积极活跃,成为推动美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代表的一些州、市政府纷纷制定目标明确的减排方案,并不断推出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监管措施。美国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当地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压力。
当然,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对应对气候变化持积极态度。金融危机后,一些传统产业比较集中的州和城市受冲击较大。迫于当地经济和就业形势的压力,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出现反复,如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芝加哥市等地相继宣布停止碳交易或退出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致使地方层面的减排行动陷入倒退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