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也随着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逐步成型：1979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被首次提上大会议事日程；1992年制定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首次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成为后续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原则；1995年签署的《柏林授权书》，表明各缔约国同意以国际谈判的形式进行碳减排义务协商；1997年达成的《京都议定书》成为在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核心原则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下，首个达成并生效实施的全球碳减排交易协议，明确了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碳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之前不承担碳减排义务的实施路径；后续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和“巴里路线图”，以及2015年12月达成、2016年4月签署、同年11月生效的《巴黎协议》，均是在这一谈判框架下，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碳减排义务的协商和明确。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议》，虽在情理之外，但也属意料之中，不仅有2001年同为共和党的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覆辙，还有特朗普上台后废除《清洁电力计划》的预演。对于特朗普，抱怨也好，职责也罢，既定事实都已无法改变。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框架，虽不愿承认，但必须说明，美国退出表明其已经走到了亟需变革的十字路口。

仅就美国退出这一件事来看，特朗普实在是谋略深远，一箭双雕。一是符合其竞选承诺以及“美国优先”的政治主张。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并不是个人或其政府的一时兴起或意气用事，不仅重申了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怀疑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美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保守阶层的呼声，“维护美国劳工的尊严”。二是构筑在国家自主贡献基础上的《巴黎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也尚未获得美国国会批准，特朗普宣布退出无需经过国会批准，也不用付出任何政治代价。即便如此，特朗普也是在上任4个多月后才正式宣布，按照白宫发言人的说法，“特朗普已和他的团队就是否退出《巴黎协议》一事洽谈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经济团队还有环境团队的定见”， 从他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充分权衡利弊得失做出的“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选择”。（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