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轮回，究竟源于帝王昏庸，还是气候变化？

从古代气候变化的角度，解读中国王朝的兴衰轮回！

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相比于同时代或稍早的小伙伴，走着走着就走丢了。汉字始终伴随着时间一路走来，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片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哪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奋斗史，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有个魔咒般的存在一种萦绕在中国周围，这便是所谓的“三百年治乱循环”。

差不多每到兴衰周期的节点，无论曾多辉煌的王朝，都会上演诸神黄昏。

长城以南喜欢种地的兄弟们，都被北方草原喜欢骑马射箭的小伙伴捶得够呛。过上一段时间，种地的兄弟们又总能翻身而起，举着小旗欢送骑马的小伙伴回草原放牧。

中国历史便在这种，农耕和游牧的博弈中蹒跚前行。

一直以来，我们对这种规律性的兴衰轮回，大多从政治、经济、种族压迫等角度诠释，但是否还有种更大范围，影响两种文明的因素存在呢？

这就是本文的主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曲线，会不会成为朝代兴替的诱因或催化剂。一般来说，古代史料记述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朝堂的博弈上，对于气候变化的记载相当有限。

但幸运的是，中国人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喜欢写历史的族群，没有之一。

在官修历史之外，中国古人还大量的野史、方志、县志、游记、笔记、小说、诗词歌赋存世。

这些庞杂的令人发指的史料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气候变化的记载，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

这些记载，经过竺可桢、朱士光等前辈学者的整理，得出这样一个被气候学界广泛认可的论断。

中国在最近四、五千年来的气候，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温暖—寒冷”变化周期：

第一个温暖周期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称为“仰韶暖期”，与之对应的是西周冷期；

第二个温暖时期出现在秦汉，称为“秦汉暖期”，对应魏晋南北朝冷期；

第三个温暖时期则在隋唐出现，称为“隋唐暖期”，对应明清小冰期。

为了更直观的反应，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个统计图表。

上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大致曲线。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气温呈现起伏趋冷，逐渐走低的大趋势。

注意表中的横线，这是现代气温的等位线，对应的温度为9℃。由此可知，三个暖期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的气温，最高的仰韶暖期高出2~3℃，秦汉、隋唐两个暖期虽数值趋落，但依旧高于现代均值。

另外从上表横轴上看，中国大陆的气温，大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

例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

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100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17世纪中叶又形成了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中国大陆最温暖“仰韶暖期”，恰逢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全世界各个大陆气候都很温暖。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出现代2~3℃。

凭借这一优势，喜欢种地的中国小伙伴，开启了仰韶——龙山农业文化，继而出现了黄河流域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主基调。在第二个“秦汉暖期”，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让中原地区农业、水利蓬勃发展，粮食的丰收导致国家仓库丰盈。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朝的温暖时期，“黄河流域可以生长桔、竹、漆和桑等亚热带经济作物”。这些农作物，已无法适应今天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

正是凭借“秦汉暖期”的气候，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文景之治相伴而来。

而后，家底殷实的种地小伙伴们，便开始追着放牧的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

可随着气温的下降，降水普遍减少，大旱连续出现。种地的拼死拼活干上一年，还不够养活老婆孩子，自然怨气爆棚。他们当然不会从气候变化曲线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也没用，一个寒冷期好几百年，早就饿死N多回了。

再说了，当时人类的世界观里，皇帝脑袋上，还有一个叫“天”的东东。

这个神秘的存在比谁都大，管着世间所有的事情。再狂妄的皇帝也得叫“天子”，管的地方叫“天下”，管理百姓的权力叫“代天牧民”，说话之前，必须得先来句“奉天承运”。

可在寒冷时期，老天爷总不下雨，谁也不敢对龙王爷瞪眼。只能归咎于皇帝老儿是个坏蛋，坏事儿干的太多，天怒人怨，坏了“天道伦常”。只要把那个坏皇帝干掉，一切都好办了。

本着这个朴素的道理，饿肚子的老百姓从“吃大户”暴动开始，到有政治诉求的起义，干掉了一个又一个牛X的王朝。

而长城以北放牧的弟兄们更惨，草原上有句俗语，“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寒冷时期，一场草原白灾，就能轻易毁掉整个部落的牛羊。吃不上饭的放牧弟兄，只能磨亮了片儿刀，冲到长城南边“打秋风”糊口，于是“五胡乱华”就来了。

等到中国出现了第三个暖期“隋唐暖期”，被砍了一百多年的种地兄弟又翻身了。

唐玄宗时期（公元712-756年），梅树可以生长于长安的皇宫，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被称为“梅妃”。

杜甫（公元712-770年）的《病桔》一诗，提及李隆基在长安宫中蓬莱殿种植柑桔。

《酉阳杂俎》也记载，“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

需要注意，柑桔和梅树都不是特别耐寒的植物，我们总说“寒梅傲雪”似乎梅树很耐寒。但其实，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而柑桔更差-8℃的低温，就会让它结果困难。

唐朝的温暖环境，再次让种地的兄弟满血复活，短短几十年，唐朝就干翻了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党项、西突厥等一票强人。

周边放牧的小伙伴们一合计，既然李世民这么喜欢戴帽子，咱们给他糊顶“天可汗”的尖儿帽子，游街用吧！

之后的历史逻辑和前面几朝相同，就不再赘述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随着气温的逐步走低，农耕文明扩张疆域的能力也在减弱，我们还是用一图来说明。

上面这张图表现的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疆域纬度的变化关系。

图中以北纬40°和45°间的横线（长城）为界，农耕文明北侵的时间集中在秦汉、隋唐时期，明朝的尖角，代表其突出长城的时间很短。

这种农耕文明扩展能力的减弱，恰巧和中国气温逐渐走低的曲线相吻合。

其实，农耕文明的扩张能力减弱不仅限于北方，西域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汉唐时期，凭借温润的气候，中原农耕物产充裕，有能力支持大规模扩张所需的人力物力。

另外，温暖的气候也使西域的雪山融雪增加，河谷地带径流丰沛，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民屯垦。

要知道，种地兄弟们打仗的能力并不差，但农耕文明的战斗力严重依赖后勤补给。

从中原运粮到西域供应军队，根本是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汉唐的疆域扩张都需要依赖屯田军垦，而这恰恰需要气候的帮助。

其次，西域温暖的气候也让道路交通的补给压力降低，这不但有助于商队使臣的通行，也促成了军队长途奔袭可能性。

而寒冷气候时期，中原自身的生产能力下降，经常陷于内部分裂的窘境，守成尚且不足，又何谈扩张版图？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交织的复杂综合体。古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是由很多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气候变化只是诱发性的因素，只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并不能直接左右一个王朝的历史进程或兴衰荣辱。

但从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气候温暖时期，农耕文明强势，中国多为太平盛世时期。

而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农民暴动频繁，多为朝代更替，民不聊生时期。

这就是气候变化和中国王朝兴替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参考文献：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_竺可桢；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_王会昌；

《近2000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_张允锋；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_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