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事实上钱穆自己已经做过了非常完整的回答，那便是他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写的最为著名的那段话：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 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对中国历史存有温情与敬意，警惕历史进化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由此钱穆治史“一生为故国招魂”，对于传统中国尤为推崇，不仅表现在古今之辨，也表现在中西对比中，有时不免有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刻意美化之处。钱穆反对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民国史学主流考订派，而自己更多依托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间或杂糅经学的色彩，主张考据与义理并重。他一方面为中国现代史学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立场，但另一方面其实也做了一些“无用之功”，特别是在现代史学科学严谨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诸多发现下，钱穆的很多结论都暴露出明显的错误。

徐复观评价过钱穆是“良知的迷惘”，认为“他对史料，很少由分析性的关键性的把握，以追求历史中的因果关系，解释历史现象的所以然；而常作直感地、片段的、望文生义的判定，更附益以略不相干的新名词，济之以流畅清新的文笔，这是很容易给后学以误导的”。徐还指出：“钱先生把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的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特举出不三不四的事例来，以证明汉代不是专制，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

学者何兆武年轻时上过钱穆的课，在他的《上学记》里有谈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很多见解我不同意，不但现在不同意，当时就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总觉得那些东西非常之好，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对它不怎么美好的另一面绝口不谈。”

汪荣祖则说过：“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胡适更是批判钱穆：“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就连他的学生余英时，虽然肯定其为开放型的现代学人，也不否认他择善固执。

所以钱穆固然在民国时已成名家，但被排除在其时的一流行列之外。1948年，中央研究院81名首届院士中没有他，1949年“抢救大陆学人”的名单中也没有他。当然，这多少也与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观点不和有关。

钱穆“择善固执”的历史主张也催生了他的政治主张。在1945年的《政学私言》中，钱穆提出“中国之前途，将决于中国之文化”。这可以视为钱氏的“文化建国”方案，也决定了他在1949年时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大陆的选择。

在如今“国学热”的氛围下，钱穆被捧为“大师”，难免有些过誉了。但在对新文化也进行新的审视和反思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将钱穆完全否定掉。客观地看待其有价值的研究和思想，经由他的主张重新思考传统的意义，才是发掘钱穆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