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的成书，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汉唐学者一般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结集的时间当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其中讲得较具体的，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说法：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此外，像何晏《论语集解》引“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王充《论衡·正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赵岐《孟子题辞》：“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都肯定《论语》是由孔子弟子编纂、结集。汉代学者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论语》的结集是由某位或几位弟子所为。如《经典释文》引郑玄说：“仲弓、子夏等所撰定。”同书《论语音义》又称：“郑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这种看法与前面虽稍有不同，但在肯定《论语》是由孔门弟子编纂、结集，即《论语》成书较早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古人叙事简略，以上只谈到《论语》开始结集，而没有说明完成的具体时间。唐代柳宗元注意到，《论语》中有曾子临终前与弟子的对话（见《泰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也。”认为《论语》的成书可能要晚至孔子的再传弟子。但又说“或谓：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1]实际仍然承认汉人的说法，只是对其作了补充和说明而已。

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致橡树》，是她的一首优美、深沉的抒情诗。诗人别具一格地选择了“木棉”与“橡树”两个中心意象，将细腻委婉而又深沉刚劲的感情蕴在新颖生动的意象之中。它所表达的爱，不仅是纯真的、炙热的、而且是高尚的，伟大的。它象一支古老而又清新的歌曲，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诗人以橡树为对象表达了爱情的热烈、诚挚和坚贞。诗中的橡树不是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是诗人理想中的情人象征。因此，这首诗一定程度上不是单纯倾诉自己的热烈爱情，而是要表达一种爱情的理想和信念，通过亲切具体的形象来发挥，颇有古人托物言志的意味。
　　首先，橡树是高大威仪的，有魅力的，有深度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高枝”和“绿阴”就是一种意指，此处采用了衬托的手法。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不愿作趋炎附势的凌霄花，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不愿作整日为绿阴鸣唱的小鸟，不愿作一厢情愿的泉源，不愿作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
　　诗人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风雨同舟的爱情。诗人将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著并不比古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的站着，有风吹过，摆动一下枝叶，相互致意，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是心灵的契合，是无语的会意。
　　两人就这样守着，两棵坚毅的树，两个新鲜的生命，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像勇敢的卫士，每一个枝干都随时准备阻挡来自外面的袭击、保卫两人世界；一个是热情的生命，开着红硕的花朵，愿意在他战斗时为其呐喊助威、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困难的威胁和挫折的考验；同样，他们共享人生的灿烂，大自然的壮美。
　　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爱情，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有共鸣的思想和灵魂，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同甘共苦、冷暖相依。
　　诗歌以新奇瑰丽的意象、恰当贴切的比喻表达了诗人心中理想的爱情观。诗中的比喻和奇特的意象组合都代表了当时的诗歌新形式，具有开创性意义。另外，尽管诗歌采用了新奇的意象，但诗的语言并非难懂晦涩，而是具有口语化的特征，新奇中带着一种清新的灵气和微妙的暗示，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