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中华世界与外界的接触增加。由于蒙古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中西交通大开，中国同欧洲有了直接的接触。欧洲人可由陆路到达中国，亦可先抵波斯，再航海而来。经由前者到中国的多属传教士。

欧洲自1517年“宗教大分裂”后，天主教不再唯我独尊，皈依新教者众多，为挽回颓势，若干虔诚的天主教信徒组成传教宗派，冒着生命危险到新教区域传播“福音”。及至新航路发现后，他们将目标转移到亚洲。

明末清初之际，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文化优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蚀，传教士只有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与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人，传布宗教的事业反而置于传布科学知识之后。故明末清初来中国的传教士，对于东西文化的交流贡献甚大。

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

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很多，有贡献者约九十余人，影响最大的，首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

利玛窦系意大利人，为耶稣会教士。耶稣会教士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学养极高的人士。利玛窦年少时即立志到中国传教，明神宗十一年（1583）他到广东肇庆学习华文华语，翻译欧洲数学、地理等科学类书籍，逐渐受人敬重。后来利玛窦来到北京，向明神宗进贡方物。明廷待他确很优渥，赏赐甚厚，并准其传教。朝廷的官吏，也多同他交往。从此利玛窦遂安居北京，从事介绍西学、传教及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

利玛窦死后十三年，日耳曼人汤若望入北京。汤若望精通天文，遂以译纂历书与制造天文仪器见重于朝廷。他积十余年的努力完成新历，以明亡而未被颁行。清入关后汤若望降清，备受清廷优待。他依西法制定的《时宪历》，亦被奉令予以颁行，一直沿用至清亡。

明末清初百余年间，在中国主张吸收西方新知识的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的合作下，传教士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大量介绍到中国来，使明末清初成为中国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极盛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中，以自然科学为最重要。

那时所传入的天文学方面知识，计有：恒星与行星的差异，若干重要的恒星与行星的名字，四季的划分，昼夜长短的变动，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原理。

西洋的几何、算术、代数等知识，亦于此时介绍到我国。明末政府为抗满人，由龙华民、汤若望监制铳炮。传教士便利用制造铳炮的技术以取得朝廷的重视，火器学得以传入中国。明代复因财政困难，故传教士主张讲求水利灌溉与开采矿产，因之将西方的矿物学与水利学也介绍到中国来。清圣祖康熙时，复派传教士赴各省测绘地图，历时二十余年，成《皇舆全览图》一书，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欧洲的崇拜中国文化运动

明末清末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来华的传教士，一方面用西洋所擅长的科学知识赢得中国人的重视，一方面则努力吸取中国文化以传回祖国。利玛窦最先将“四书”译成西文，寄回本国；柏应理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回到欧洲，曾以传教士之华文著作凡四百册呈献教皇。中国的古籍经典在当时几乎都有拉丁文的译本。中国的文学、美术，也经由传教士及商人介绍给欧洲人，于是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疯狂崇拜中国文化的运动。

17、18世纪欧洲的大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与伏尔泰，大文学家如歌德，大经济学家如杜尔哥与魁奈等人，都是受中国思想感染甚深之人。他们都狂热地崇拜中华文化。莱布尼茨曾仔细阅读中国典籍的译本，他所发表的哲学著作，很明显受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影响。他又曾创办“柏林科学社”，以图沟通中西文化。伏尔泰曾将元人的《赵氏孤儿》一剧改编，认为此剧最足代表东方文化的精神。他的信徒之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若是全世界都采用了中国的法律，那岂不是很好？到北京去，去看那最有威权的人：这才是上天最完备的影像哩。”歌德所创作的戏剧，有许多地方受中国戏剧的影响，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完人是中国人。杜尔哥曾经同留居巴黎的两个中国人交往很密切，他所发表的重要经济学作品，即与这两个中国人有关。魁奈所提倡的以农业为国家财富之根本的经济学说，便是根据中国的经济理论而来。他很想承继孔子的道统，所以竟有人称他为“欧洲的孔子”。魁奈曾劝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天子亲耕，其崇拜中华文化之深，可以想见。

到18世纪末期，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狂热才逐渐消失，其原因有三：

一、中国与罗马教廷因为仪俗的争执，使传教士被中国驱逐，欧洲遂失去了重要的中国文化宣传者。

二、欧洲的产业革命已经发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重视，不再是古国的文化，而是资源与市场了。

三、欧洲对希腊与罗马研究的兴趣复浓，一切装饰美术，转为崇尚希腊罗马式，不再重视中国的艺术。虽然如此，但中华文化在当时欧洲所掀起的波澜，仍然在欧洲历史上占据相当重要之地位。

祭天、敬孔、祀祖与信上帝

除了中西文化交流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收获也很大。盖当时传教士学问渊博、德行高超，且能顺从中国的习俗，尊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传布宗教的事业得以顺利进行。据康熙二年（1663）左右的估计，全国的基督教信徒近二十万人，江南地区即有教堂百余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基督教可能在中国成为一很有地位的宗教。不幸的是传教士发生内讧，使得基督教在中国一蹶不振。

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都容许教徒保持祭天、敬孔、祀祖等仪俗，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仪俗，并不违背基督教教义。到了清初，法国与葡萄牙两国互相争夺传教于东方的领导权。原来赞成教徒可以祭天、敬孔及祀祖的为耶稣会派传教士，新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及属于西班牙之多明我派传教士反对耶稣会放任信徒，认为祭天、敬孔、祀祖等事无异于“出卖基督教”，遂向教皇控告耶稣会传教士。教皇赞成多明我派的主张，遂派特使来华宣谕，严禁教徒敬祀祖先。这种行动，无异于使基督教自绝于中国。虽然康熙曾亲向特使铎罗解释中国人敬祀祖先的意义，但铎罗仍执迷不悟，反而公开发表言论，驳斥康熙，显然有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这样一来，清廷不得不禁教。雍正元年（1723），清廷规定在北京的传教士，除从事钦天监等职务者外，其余皆应离开中国（澳门除外）；并改教堂为公所，严禁百姓信奉基督教。自利玛窦以来百余年间的传教士们，苦心孤诣在中国为基督教所建立的一点儿基础，竟为传教士内部宗派的争执所毁灭。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于双方均属不幸，中国方面也要负部分责任。一是杨光先提出天文学进步之人，武器必精良的警告，对雍正等人必产生作用，如任其“党羽”散布全国，一旦有事，必祸生肘腋。二是雍正在藩邸时即深信喇嘛教，基督教与喇嘛教在教义和教仪上均极不相容，势同水火，而二者的排他性均极强。三是雍正即位时（1723），清入关已八十年。上上下下的满人均已深切汉化，而汉人也服服帖帖地接受统治，不似入关初期满人在文化上有自卑感，汉人有优越感。清廷必须敬重文化高而且在某些方面超越汉人的西洋人，以压抑汉人在文化上的优越感。重用西洋人有平衡文化水准的心理作用。四是满人既已高度汉化，自不能容忍排斥祭天、敬孔、祀祖仪俗的基督教。皇帝是天之子，建有天坛以祭天。皇帝祀太庙是每年最隆重的大典。儒术是极有利于统治的学说，“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雍正将辅佐满人得天下的大批汉人功臣，均立《贰臣传》于《明史》之中，以其“不忠于明朝者，必不忠于我朝”。这些功臣早已死去，如何能“不忠”？主要是要维护君为臣纲的不变原则而已。儒家是拥护这些原则的卫道者，如何能不敬孔？综合上述四个原因，所以雍正即位后立即宣布禁教。

从西洋人到番人

自传教士被禁止在中国内地传教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便被中断了，中国的西学也日渐凋零。从此，中国人更加不了解西方的一切，而此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只限于少数在东方以赚钱牟利为目的之商人的零星报告，中西两大文化遂因为缺少正当合理的接触机会而彼此隔膜日深。

中西文化水乳交融的时期一去不返，从此人类两大文化体系遂各自循其特质发展，彼此自成一文化体系，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和宗教信仰。即使彼此稍有了解，也只是从各色人等在极复杂的动机下所做的零星与偏颇的报道中获得一些片段的知识。累积这些知识而构成的对另一方的概念，自是模糊不清，有失真概。

诚如英国人米都斯所说：“英国专靠新闻报告，故对中国为不知，中国只有少数商人识‘广州英语’，此辈亦为中国人士所轻。”这便是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情形。

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被中国人称为“西洋人”；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来华的欧洲人，中国以其来自西方，通称为“番人”或“夷人”，通称西方各国为“番邦”。这些“番人”，流品夹杂，良莠不齐，彼此之间复因利害冲突，互相攻讦于中国官吏之前，自难博得中国对“番人”的好感。其奸猾之徒为牟取个人赢利，亦常冒称贡使，从中国赚取赏赐。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夷人不过是距中国辽远的藩属，其不同于朝鲜、缅甸、暹罗者，仅入贡的时期不一定而已，然其距离辽远，亦情有可原。

当时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印象，更是恶劣万分。当时的人描写番人“白肌、猫眼、高鼻”，“须眉皆赤”，“足长尺二寸”，这些已足令人惊奇，何况加上浑身“气味奇臭”！至于“夷人”风俗习尚，他们认为英国国王可传位于其女，女有子，俟女死后立之，实已数易其姓，而国人犹以其为王之后，足见夷俗之陋。法国国王是“男形而女性者”，法国人且食小儿。俄国女主幸男子，期年或数月即杀之，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道上下”！“犬羊之性”的“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唯大黄茶叶，荡涤称神”。如果数月不食，“有瞽目肠塞之患”。所以每遇有贵客的大宴会，“皆以大黄待客”，贫苦的人“亦必有一半两大黄囊胸前，舌舐而鼻嗅之”。“大黄”茶叶只有中国出产，所以卑陋不文的夷人必须依赖中国。这些记载，不仅在民间流传着，皇帝、大臣亦深信无疑，即使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被人目为最通达“夷情”的魏源与夏燮也不反对这类荒诞不经的报道。

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与鸦片战争

17、18世纪时，欧洲的科学也正方兴未艾，如果从那时起便不断地与西方科学文明相接触，中国近代的科学虽不一定与欧洲并驾齐驱，但也不至如后来的事事不如人家。如果从那时起中西便有正常的接触，也许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上的许多误会也不至于发生。不幸的是这个自然而合理的文化津梁，被传教士的内讧、教皇的浅识与中国情势的改变而被中断。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的发展，是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遭受无穷灾难的根源。

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中国同西方在文化上互相接触了解的机会虽然丧失，但中外的关系并未断绝。因为欧洲自17世纪起，海外开拓的事业与帝国主义的思想正如日中天，哪能放过中国这一片大好河山与市场，所以此后中外的贸易关系仍然维持，而且日盛一日。两种历史文化传统迥然有别的国家，既不能有历史文化上的正常接触，而两方又必须有商务往来时，问题便发生了。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西不仅是两个文化迥异的世界，而且是两个互相不了解、在观念上彼此对立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互相隔绝，毫无接触，自然平静无事；如果不能避免要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一定是畸形的。如果双方的情况不改变，畸形的关系也未始不可继续维持下去，畸形也就等于正常。然而欧洲在变，18、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正在发生剧变，情势已不容许它再与中国继续保持往常的关系，它需要改变。

这便是19世纪中叶以后，导致中国悲剧上演的鸦片战争前夕之中英两国的心态。对这种影响今后历史发展的背景有透彻的了解，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发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