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文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十分繁荣；二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发达；三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四是作品的数量惊人。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为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迥异其趣的宋诗；词，在宋代达到了颠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种，而宋人别集则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0000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为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三、四辈之多。《全唐文》收录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刚出版不久的《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仅68家，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宋代1330多家词人的近2万首词，是唐五代词的50倍。
　　宋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众多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首先，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
　　其次，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
　　第三，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
　　第四，宋代的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宋代的思想状况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理学的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尤其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将担负社会政治责任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一起来，他们的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都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士大夫们更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
　　第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演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发展，而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宋代因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以财富笼络官员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享乐的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因此，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之中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士大夫词人们以诗文来表达他们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如欧阳修诗文、词就如同出自两人之手。正是宋人将词看作是用来娱情、宣泄个人隐秘情怀的载体，因此，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而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以各种渠道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社会对词的需求，刺激了词人作词的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与发展。
　　宋代文学，诗词散文仍占重要地位，它继承前代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杰出的作家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而且诗词方面流派多，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戏曲小说虽然没有众多的作品保留下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宋词的成就最高，一向被推作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宋初的词，直接继承五代南唐的余风，词调仍以令曲为主，李煜在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词作进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化。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词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一些新的变化。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进一步奠定了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达到高峰。
　　宋诗开始是承绪中、晚唐诗风。白居易体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学晚唐体则多是僧侣隐逸之士。至杨亿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隐，诗风一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真正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黄庭坚和追随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诗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诗坛最突出的人物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宋后期“四灵派”、“江湖派”学习晚唐，多抒发流连山水、田园的情趣。宋诗以意胜，重气骨，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因此后世诗歌出现“尊唐”、“崇宋”两个派别。
　　宋代的散文，继承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成果而有新的发展。古文运动经过欧阳修等人的推进，才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北宋，而欧阳修、苏轼的影响更是垂及元明清诸代。
　　宋金时期，在民间说唱、歌舞表演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戏曲，它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杂剧是我国古代戏曲的雏形，金院本表演的故事性增强，戏曲音乐和表演艺术又有新的发展。南宋的戏文，是在南方温州等地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宋金诸宫调是我国说唱艺术高度发展的结果。在说话艺术基础上产生的话本，是用口语和比较浅俗的文言写成的，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