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记载元狩年间四道所出是“出駹，出莋，出徙、卭，出僰”，此处“出莋”与《史记》所载的“闭笮”当必有一误。

《史记》所载“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表明筰(莋)是抵制汉使者通身毒国的。“闭莋”就不可能是“出莋”。先秦至汉晋时期，“筰”是西夷中实力较强的族群，与汉王朝的关系一直起伏不定。汉使者求通身毒道为筰所闭，是完全符合当时筰与汉王朝族群关系的。故《汉书》所记之“出莋”当是误记；相比而言，《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则更近史实。

(一)“出徙”与“出徙、邛”覆议

1．“出徙”考述

《史记》“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9]3625，“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9]3692，其中的“斯榆”和“徙”是同一族群。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徙音斯，《地理志》云徙县也。”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徙在汉嘉。”“徙”在汉嘉，据《续汉书·郡国志》言：“汉嘉，故青衣。”[21]3515青衣即是今青衣江一带。徙，音斯，今雅安天全始阳镇和徙(斯榆)关系密切，大致徙在今青衣江天全县一带。

《史记》“以筰都为沈黎郡”，其中的“筰都”是今汉源一带。又同书传载：“自巂以东北，徙、筰都最大”，可见“筰都”在“徙”以西以南。有学者指出，在先秦时期，“筰”和牦牛(夷)是相似度极强的古族群，很可能就是同一族群；而先秦时期的“筰”的活跃范围，也包括雅砻江、大渡河上中游[22]。

汉武帝元狩二年发间使，从“徙”出发(向西南)行了一二千里遭到“筰”人的阻滞，即是文献所记“其北方闭(氐)筰”之意。又《华阳国志·蜀志》载“张若因取笮及江南地”，若文献无误，张若夺取过笮，秦自然也能通徙，因为先秦时笮与徙是相连的两族群④。同样，在陕西西安出土的秦封泥印章中，有“徙我丞印”。高子期将“徙我”解释为急读“徙”[20]，“徙我丞印”即是“徙丞印”。这更加有力地证明了秦在“徙”设置过县。又《史记》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9]3892从以上推理可知，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完全有能力通达“徙”之地。汉朝使者从蜀郡成都出发，向西南行达“徙”(雅安天全一带)，这条道路在秦汉时期都是能通达的，只是汉使者越过“徙”向西前行时被“筰”人所闭。

2．“出徙”与“出邛”

“出徙、邛”和“出邛、僰”道有极其相似的方向。前面已经分析了“出邛、僰”是从犍为出发，经僰道向西抵达邛都，再经邛都或向西为筰所闭、或向南为昆明所闭。“出徙”也是向西为筰所闭。两道最终都是闭于筰。那么，两道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从文献上对邛和徙之间的道路联系做一番梳理发现，自邛都往北至严道(今雅安)，向西经青衣、徙，越大渡河，可抵达筰。西夷道(牦牛道)指从古蜀(成都)经临邛(雅安)、严道(荥经)，越邛笮山到筰都，自筰都往南经阑县、零关道抵达邛都；或“到汉源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公一带，当时是牦牛王部中心)”[23]185。在唐代，自今汉源往西入藏的这条古道，也是川茶入藏的干道“黎州路”。牦牛王部落与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木雅草原可南达定莋(盐源)。这条古道连接着古蜀、邛(临邛、邛都)和笮(筰都、定莋)。也就是说，邛、严道、徙、筰之间的民间商道一直是比较畅通的。汉使自蜀郡出发，进入青衣江，经过“徙”再西南向走到“筰都”(汉源一带)或到“筰都”控制的大渡河中游、雅砻江中上游就被“筰”阻滞。这就是“出徙”为筰所闭的路线。此条道路与另一路线“出邛、僰”为“筰”或“昆明”所闭存在着密切联系，除了都是被“筰”闭道外，两道在自邛都向西的道路多是重合的。这也就是《汉书》将“出徙”写成“出徙、邛”的原因所在，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

“出徙”道和“出徙、邛”道的两处记载都是渊源有自，反映出西汉西南古代交通的变迁情况。其中，《史记》所记的“出徙”道，是要表达从蜀郡成都出发，向南经临邛、严道(雅安)，向西走青衣之“灵关道”，经过徙(斯榆)、青衣，西出为“筰”所闭。而《汉书》所记的“出徙、邛”道，表达的是自蜀郡经过“徙”南向经越巂之“零关”道抵达邛都。总之，“出邛、僰”、“出徙”与“出徙、邛”、“出僰”诸道都是各有源自，彼此在道路上都存在着交叉、重合部分。现在读到它们，不能因字面上的差异而厚此薄彼，更重要的是梳理出文本间差异处所隐含的古代西南交通道路变迁的史实。如《史记》所载的“出邛、僰”道和“出徙”道，与司马相如通西夷关系极大，司马相如曾“略定西夷，邛、筰、冉、駹、徙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西昌)”[9]3692，“西夷邛、筰可置郡……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9]3628。由司马相如的行迹可知，邛都、徙(榆)之间道路相通较便，故《史记》之“出邛、僰”、“出徙”就是沿着司马相如的行迹分两路出使的，其中“出徙”道更有可能是越过沫、若水向西遇到筰人抵制，“出邛、僰”道如前分析则是从犍为郡僰道出发向西通往邛都。《汉书》将《史记》记述的“出邛、僰”、“出徙”调整为“出徙、邛”、“出僰”，其意以为“出邛、僰”当分为“出邛”与“出僰”两途，而“出邛”与“出徙”就是邛、徙间的道路相通情况可以并为“出徙、邛”一道。实际上，《汉书》所作的调整，反映了经过西汉多次经略西夷之后，在西夷地区不断地实民开边，使得西夷早期的交通情况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自蜀郡通往邛都的官道发生了改变，即西夷道(牦牛道)由区域性民间商道的性质渐变为由官方控制的官道。这一点在司马相如的行迹中有明显的体现，到元鼎六年在邛都设置越巂郡、沈犁郡，可见西汉对西夷的控制越来越强⑤。

从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汉武帝元狩年间遣汉使所出的四道之中的“出邛、僰”当是一道，非分“出邛”、“出僰”两道。

同时，《史记正义》所言“僰，今雅州”，可能是对《史记》正文的误解。

综合以上对僰的分析可知，史家多认为，自秦汉以来，僰是僰道县；汉代以来，僰是犍为郡的重要辖县，更是郡治长期的所在地；

汉武帝元狩年间，“出邛、僰”一道，是自成都以南犍为郡的僰道出发，向西经马湖江、卑水、安上至邛都，向西经筰都、青衣、严道进入筰人腹地而受其抵制。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对这条线路上的重要县、郡都加强了控制。

如近年来在陕西西安出土的古代四川地区的秦封泥印章中就有“成都丞印”、“青莪禁印”、“卢山禁丞”等[20]。

卢山禁丞南宫郎中

新出土秦代封泥印集 傅嘉仪编著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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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全文 (2)

...“宜春禁（苑）”“寿陵丞”“具园…‘华阳禁…‘卢山禁”“坼（斥）禁…‘平阿禁…‘桑林...

大匠之门 5 王明明主编 2015

...口(山?)候丞．寿陵丞印．尚御弄虎．底柱丞印．卢山禁

根据学者对其的解读可知，秦王朝对蜀郡及“西南夷”地区的青衣、卢山等都加强了政治控制。

从考古出土印章显示的地域来看，至少可以说明自邛都往西“出邛(僰)……闭(氐)筰”是能够说得通的；

另外，自邛都向南，经台登(邓)、抵达古昆明，受到昆明族群抵制，这也是符合文献所载的“因蜀犍为……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南方皆闭巂、昆明”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