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的历史，对于文史爱好者来说，首先应该是做到“虔敬”二字，即对先辈的过往抱着敬畏之心，对史书的作者怀有敬仰之情，如此才可以谈史。对史书如有不敬，我们又从哪儿获悉前世兴衰、汲取人生智慧呢？从戏曲、小说、电视、电影吗？

史书以“二十四史”为正，都是后人整理前朝档案，以资当世，堪称国家大事和文化盛典。所谓正史，嘉会的理解有三：一是“皆拟班、马”（《隋书•经籍志》），为纪传体断代史；二是“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四库全书》），即官方主持编撰或朝廷认可；三是公正不偏颇。笔有千钧，编修人员绝对堪称当世鸿儒，日夜经年地整理府库典藏、公私函件，检视遗物、实地访查，无不字斟句酌。谁敢拿脑袋开玩笑，谁又敢留后世骂名呢？重大事件脉落清晰，重要人物准确有据，其所具有的史源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能传下来的史书，都经过百代以上学者的考验，如果我们不信，那我们应该相信什么呢？至于不相信，其实是对专业历史工作者而言的，不相信也是有门槛的。所谓的不相信，其实只是历史学者对某些具体内容的质疑和证非。

《二十四史》3229卷，4700余万字，要做到精熟，非常人所能及。很多学者浸淫特定时代的文献数十年，对相关考古项目的进展也十分了解，因而会发现史书中的自身矛盾、文献之间的相互抵牾，从而对某些内容提出质疑，并择善而从。这不是对史书所记载历史的怀疑，而是对编者在史料处理上的不当所作的纠偏。历史学是材料科学，每种古籍的史料包括笔记小说、文学作品都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遑论史书了。

判断历史书的某些细节是否真实，就不能预设前提，不仅要弄清相关史料的针头线脑和编者的真实意图，不断获得古人思维，否决自己的主观臆断；还要在类似材料的比较中，找到事实的真相。读史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官审案，原告、被告、证词、证物摆在桌面上，详加考核真相就会水落石出。由于史料缺乏，可能很多历史永远并没有真相。

读史的过程，其实也是改变自己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方把历史文化当金矿，让历史名人为自己钱包服务，以满足自己地方的虚荣心。这不是史书不值得相信，而是利欲熏心而信誉尽失。比如，网上总爱制造“躬耕地”争议。《后汉书》记载，公元前207年正月开始曹操与张绣大战于宛城；而《三国志》可推出正于此年诸葛玄叔侄西投刘表于荆州，前197年诸葛亮于家为刘备献出《隆中对》。作为北魏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的郦道元（驻今泌阳），是货真实价的当时南阳父母官，详细记载了淯水的各种风物，引述了此前各种史料，把诸葛亮隐居地载入汉水今襄阳隆中。南阳武侯祠敕修于元朝，《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指的是南阳郡宛城（今南阳市宛城区）吗？

非要把无争议说成有争议，不就是要通过诽谤史书为自己博出位、捞知名度吗？于是乎攻击东晋史家习凿齿、抹黑襄阳的声音，变着法子充斥网终，事实在否定河南大学朱绍侯教授和郑州大学高敏教授两位史学名宿的有关论著。而观其文，多与史学考证不沾边，通篇主观臆断不着调儿，就一句口号:诸葛亮说了，躬耕于南阳。有历史思维的都知道，南阳武侯祠元前史志无载，诸葛亮“躬耕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南阳郡邓县隆中”史无二辞。不是史书不可信，而是根本不读史书，唯利是图，在大搞历史造假。

魏征主编的《隋书》秉笔直书，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不阿附唐朝李氏。张廷玉主修的《明史》材料也极为翔实，在难言、隐讳中艰难地寻找着史德与现实的出路。古人修史不乏政治考量，但无不以著史作为实现人生“三不朽”的重要手段。

《增广贤文》说:“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不相信史书记载的历史，谁还相信你？否定历史的人，往往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