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在1988年安然去世的。当时海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评价说，梁漱溟的逝世象征着一个时代，五四时代的终结。这句话乍看有点匪夷所思。梁漱溟出道很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是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是同时的，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他正处在这场大风暴的中心。但是他并没有为五四反传统的潮流所吸引，相反的，五四的冲击把他推向了为传统辩护的方向。他公开宣诚他在北大主要是为孔子和释迦摩尼打抱不平的。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如果我们以五四代表当时的思想的主流，那么梁漱溟似乎可以说是“反五四”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反五四”并非就是说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其实“五四”与“反五四”是一体两面，是并存的两股思潮，“反五四”并不是说反对五四所代表的一切，梁漱溟仍然认为“民主”和“科学”是现代中国人所必须追求的价值，但是与此同时并不主张传统一无是处，他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观念中仍有很多未过时的成分，是需要被我们吸收而不是遗弃的，因此主张西方的科学和中国的传统可以齐头并进。而那些真正的反五四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最好的，西方的文化不可取。

因此说，梁漱溟所坚持的思想其实是最为平稳和中庸的，是传统的士大夫人格的完整表现，具有一个开阔的胸怀，能够海纳百川，能够做到好学深思，而且并不把这种学问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学问阶段，极力以“改造世界”为本质。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其实是五四精神的一个侧面，而不是五四精神的反面。他的理论著述虽然在那个时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经过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人对五四运动和精神的重新审视和反思，乃至李泽厚提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期，以梁漱溟、陈寅恪等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重新得到重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知识分子的观念得到大力的弘扬。

梁漱溟曾经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学问中人”，只是“问题中人”。纵观其一生他所深切关怀的问题似乎只有两个问题：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两个问题贯穿他的一生。先是在清末民初，少年气盛的梁漱溟以救国救世为己任；五四时期，他经历了一场人生危机，重新确立信仰和探讨文化出路成为他的关怀所在；三四十年代，重新回到社会，开展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和进行政治参与；五十年代以后，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起所谓的人生问题。总之，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是他生命中交替出现的主题。梁漱溟自认为有着神圣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梁漱溟的狂狷之气是有目共睹。1942年，梁漱溟从沦陷的香港只身突围，一路惊险，别人都在为他的生命安危担心，但梁本人却非常自信。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由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可以替代。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很不容易。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狂话本来是写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后来信被朋友拿去在桂林的杂志上发表了，自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梁漱溟却不以为意，他以为这些话原来是出自家书，本来不足为外人道，但既然已经公开了，也不须后悔，只要平常心视之就好了。这就是传统士大夫的完整人格的体现，狂狷见其真性情。

纵观梁漱溟的一生很有意思，历史的风尘似乎并未遮掩住他的精神和风骨，反而把他打磨的愈加铁骨铮铮，愈加坦然平和。1975年，他完成了最后的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之后觉得自己已经无所留恋，可以去矣。有人觉得他过于消极，就写信劝说。他却认为自己一生的文化使命已经完成，他对他的一生“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中要做的事情”。他觉得他是一个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