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４世纪中叶到１７世纪中叶，继宋元话本与传奇之后，发展和兴盛起来的通俗与文言小说艺术。明代通俗小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长篇巨帙，又有短小精悍之作。据明、清两代著录及近人搜集，长篇小说有目可考者，不下百种，流传至今的有五六十部之多；短篇小说则数以百计，形成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高潮。
一、小说与经典并列。先是李开先指出：“《水浒传》委曲详尽，《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词谑》）。破天荒第一次把小说摆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之后，李贽说得更为透彻：“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焚书》卷三《童心说》）。一变而为“古今之至文”，石破惊天之语，闻所未闻。于是，小说成为文人案头必读之书（吴道新《文论》），它们的社会功能与不朽价值，也逐渐被人们清醒地看到：“历代明君贤相，与夫君之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列国》、《三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崇祯辛未刻本《隋炀帝艳史·凡例》。最终，小说戏曲被目为《春秋》，其地位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单宇《菊坡丛话》）。

二、震撼文坛，反映强烈。明代通俗小说，风靡文坛，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得到公认，官僚大吏带头刊刻。周弘祖《古今书刻》已有都察院刻本《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郭勋刻有二十卷回本《忠义水浒全传》；《酌忠志》卷十八《记内板经书记略》，记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二十四本，一千一百五十页。同时，小说始见著录于官家书目。《永乐大典》卷一万七千六百三十六～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三，收录的宋元平话，就达二十六卷之多；《文化殿书目》也载有《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少作家开始把读小说之后所写下的序、跋、文，收到自己的文集里，一时竟蔚然成风。如人们熟知的张凤翼、李贽为《水浒传》所作的序。著名书法家文徵明抄写的《水浒传》，数字惊人，计二十卷，文坛传为佳话。就连传统文化薰陶出来的正襟危坐之士、一生潜心于性命之学的嘉靖进士黄训，也写有《读如意君传》一文，这都是明代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事情。至于通俗小说获得广大市民的青睐，更不待言。
三、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到作家个人创作的过渡 中国通俗小说发展到明代，处于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即由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话本、平话，向文人作家个人独创的过渡，明代成书的几部著名长篇小说，都带有这一鲜明特点。众所周知，三国、水浒、西游的故事，都经历了较长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流传和积累，汇集世代书会人才、民间艺人的集集智慧，创作出各个系列故事集群，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只是在此基础上加工写定而生。早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已经创建出三国故事的基本构架；另外，元杂剧中的五十余种三国戏，场面恢宏，形象丰满，也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打下深厚的基础。《水浒传》成书之前，《醉翁谈录》里已有“石头孙立”、“花和尚”、“武行者”的话本名目；而元人所辑《宣和遗事》，更保留了大段水浒故事；连同三十种水浒戏，同样为《水浒传》描绘出大致轮廓。《西游记》之前，不仅有话本《大唐三藏经诗话》，而且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都有丰富的西游题材剧作，为吴承恩的加工成书，创造出蓝图。《金瓶梅词话》究竟是世代积累型集体创作，还是作家个人独创，尽管学术界看法不一，但仅从名为“词话”这一点来看，它应当和《大唐秦王词话》一样，都是世代累积型集体之作。因为话本就是词话本的简称，词话和话本，本是同一艺术形式，有说有唱，唱词韵文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存《金瓶梅词话》就是明证。

明代的短篇通俗小说，除了明末文人创作的拟话本之外，也都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附刻于明弘冶戊午（１４９８）《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后的《钱塘佳梦》，不仅《醉翁谈录》列在“烟粉总龟”下，而且这部短篇小说的引首，全然抄自《水浒传》的引首“词曰”部分，除三个“暮”字外，均步原韵，确系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写定。刊刻于明正德年间的小说《如意君传》，也是在民间流传的武则天系列故事基础上加工写定而成。至于《国色天香》收录的《龙会兰池》、《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其故事也是世代累积而成，本事见南戏《拜月亭记》和《古今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