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茨威格传记文学作品的艺术手法，需要先了解他写传记遵循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

1、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把传主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来透视其心理、性格和精神；

2、在传主的选择上，不是一味地为伟大人物、英雄人物作传，而是选择那些虽然充满悲剧色彩或者是失败者，却以自己的言行对时代、对历史发生影响的人物；

3、尽可能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传主材料，并对材料保持存疑态度，用公正客观的态度追根溯源，挖掘事实真相；

4、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大量删减，善于舍弃，力求精炼。

对于茨威格的这4点传记写作原则的详细解读，可以参见我之前的回答，这里不再赘述：

《看到头条上有很多人推荐斯蒂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他是如何写传记的？值得一读吗？》基于以上写作主张，茨威格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传记文学艺术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4点：

1、利用精神分析学，对传主进行细腻多姿的心理分析；

2、把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多个人物放在同一部书里进行对比研究、描述；

3、通过简洁明晰而生动传神的肖像描写，来透视传主的心理、性格，从而使传主形象真实生动，具有立体感，给读者一种如见其人之感；

4、在传记文学创作中，寄托和表达和平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情怀。

我将从这4点出发，结合具体的传记作品回答问题。

01 利用精神分析学，对传主进行鲜明而突出的心理分析茨威格对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其人和学说十分崇敬和熟悉，继而在思想观念、小说创作、传记写作等方面深受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

他在一些人物传记中从“力比多”（即性力，由弗洛伊德提出，这里的性不是指生殖意义上的性。力比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力量，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的视角来分析传主的心理、性格成因及命运等。

如在《玛丽·安托内特传》中，玛丽·安托内特15岁时嫁给年仅l6岁的法兰西王太子即后来的路易十六。可是新婚之夜，由于：

“太子生理上令人难堪的障碍。房事不能进行，……今天和明天没有完成，今后几年仍然如此”。路易十六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性无能却使他性格胆怯、懦弱、迟钝、笨拙，缺乏自信心、意志力和主见，延宕迟疑。

由于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丈夫，在妻子面前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持续愈久，他就愈可悲地听从她，妻子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想要的一切，他对妻子也就毫无抵抗能力，他无限地迁就她来赎取内心的负罪感。

不仅如此，在政治风波和生死斗争时，他也不能克服神经质的胆怯心理，更不能果断地决策和勇敢地战斗，最终被判死刑。

所以，茨威格认为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当不了国王”，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力比多”。

玛丽·安托内特

而玛丽·安托内特，“结婚已7年而尚未被征服过”的徒有虚名的婚姻生活带给她的失望、不满足和屈辱，使她不断地寻求活跃而热闹的场面，通过与女士热情交友，与年轻的宫廷侍臣打情骂俏，通过梳妆打扮，以及通过类似缺点的发脾气来发泄她那用非其所的和毫无用处的感情。

无处释放的“力比多”能量形成了其享乐、放纵的性格和人生观，并导致了在逍遥自在的人中，她是最逍遥的；在挥霍无度的人中，她是最挥霍的，在香艳风流和卖弄风情的女人中，她是最风流、最有意卖俏的。

她沉浸在享乐之中，贵族以外的真实的世界对她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身为王后的她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认识一下自己的王国，而一个王后忘记了人民，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她的指控最重要的就是她的享乐、放荡和奢侈。

茨威格就是这样从心理分析的视角，从路易十六的生理缺陷出发，沿着“性—心理——性格——政治——命运——影响”的路径，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探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内特的性格成因、人生观及其悲剧命运，并且将他们二人的心理和性格与法国历史和欧洲历史联系起来，使我们对路易十六特别是玛丽·安特内特有了新的认识。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童年时代的经历和影响，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茨威格在《巴尔扎克》第一章“童年时代的悲剧”中，就细致地分析了脾气坏、戒律多、冷酷无情、崇拜金钱的母亲对巴尔扎克一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母爱的缺失，巴尔扎克出生不久，就被送出家门寄养在陌生人家，从没得到过母爱，所以他说：

“我从来不曾有过母亲”，“我母亲是我一生中所遭受的一切痛苦的根源。”其次是对金钱的追逐，由于崇拜金钱的父母的影响，加之生计的艰辛，他才进行了一系列投机经商活动，但每次投机只是使他债务的堤坝越筑越高，这种经历使他对金钱有了切身体验。

第三，由于以上两方面继而影响了巴尔扎克的爱情观，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

“请你给我物色任何一个拥有财产的富孀”。童年时代与母亲的关系，使他一方面惧怕厌恶母亲，另一方面又无比渴望母爱，导致他在恋爱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恋母情结”，所以他一生都在追求母亲般的情人。

他的初恋对象劳拉·德·柏尔尼，是位年已45岁、生过9个孩子、已经当上了外祖母的女人。他后来苦苦追求的德·亚勃朗台公爵夫人、珠尔玛·卡洛夫人、德·卡斯特利公爵夫人、德·郝思嘉夫人等，都不是年轻的姑娘。

茨威格用了大量篇幅分析这些女性的激发、推动和帮助对巴尔扎克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

而在第六章“巴尔扎克与拿破仑”中，则细致地分析了巴尔扎克童年曾亲眼目睹拿破仑阅兵、对拿破仑和他开创的英雄时代的崇拜使巴尔扎克很早就渴望成为文坛上的君王，故而巴尔扎克立下誓言，“他用剑开创的事业，我要用笔将其完成”。

而玛丽·斯图亚特是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的一生像谜一样，可茨威格认为：

“只有激情才能揭开一个女性的心扉；只有在爱和痛苦中，一个女性才能成长起来。”所以他在《玛丽·斯图亚特》中主要就是从心理角度包括性心理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剖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言行、性格及命运的。

《三大师传》是茨威格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撰写的第一部传记著作，虽然关于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三篇传记在写法上各不相同、各有特色，但利用精神分析学对心理分析的方法却是贯彻始终的。

茨威格自己也曾说本书“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小说家的心理学”。他进一步指出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

巴尔扎克的是一个社会的世界，狄更斯的是一个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则是一个个人与宇宙的世界。

02 把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多个人物放在同一部书里进行对比研究、描述被誉为“古代传记家之王”的普鲁塔克曾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说：

“总是把一个希腊人物和一个罗马人物对照着描写，以使得他们个性背后的精神投影，作为一种典型更好地凸现出来。”茨威格在自己的传记文学创作中，效法了这位传记和历史方面的德高望重的先祖。他还明确地说：

“对比对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具有启发性的、具有创造力的因素，我喜欢这种方法是因为运用它时可以避免牵强附会。”把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多个人物放在同一部书里进行对比研究、描述的手法，是茨威格传记文学的又一鲜明的艺术手法。

在《玛丽·斯图亚特》中，茨威格在传写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时，始终将她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进行对比，并认为伊丽莎白和玛丽·斯图亚特不仅作为女王，而且作为女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典型。

作为女人，玛丽·斯图亚特完全是个女人，始终如一是个女人，她的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都出自她女性最深的本源，她只是为她自己而活着；伊丽莎白却相反，她却从来不能全身心地献出她的爱，她是为她的国家而活着。

作为女王，玛丽·斯图亚特高贵的身份是天生注定的，是通过继承获得的，一开始就是一个合法的女王；伊丽莎白却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生命争来的，一开始就是一个身份受到怀疑的女王。

从世界观看，玛丽·斯图亚特是维护旧教即天主教的先锋，代表垂死的中世纪骑士世界；而伊丽莎白却是新教即教会改革派的庇护者，代表发展中的新时代。

女王玛丽·斯图亚特

从性格上看，玛丽·斯图亚特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了一切，而且得来太早了，她由此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轻松感和自信心，并形成其大胆冒险的脾性，这既使她出类拔萃，也使她招致厄运。

而伊丽莎白一切都是靠自己斗争艰难地得来的，所以形成其讲求实际的天性，使她对现实的认识几乎是个天才，这既使她能聪明地利用对手骑士般奋不顾身的莽撞和愚蠢，也使她最终赢得自己的胜利。

在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玛丽亚·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两人气质上的不同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玛丽亚·斯图亚特是毫不迟疑，果断而迅速地做出决定，其勇气直冲云霄。

伊丽莎白女王

而伊丽莎白却是畏首畏尾，一拖再拖，迟迟不做出决定。在玛丽亚·斯图亚特和伊丽莎白两人的斗争中，她们的性格特色展现得一览无余，她们都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使命。

对此，茨威格慨叹：伊丽莎白，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历史中取得了胜利；玛丽亚·斯图亚特，一个浪漫主义者，在诗歌和传奇中获得了成功。

在《三大师》中，茨威格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置起来进行比较，认为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通过对这些领域进行比较便可发现他们的区别。

在《与魔搏斗的人》中，茨威格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并置起来进行比较。同时，为了真正揭示这三个被“魔”征服的诗人的本性，为了揭示“魔”本身的秘密，他忠实于对比的方法，还有意识地给这三个悲剧英雄树立了一个看不见的对手——歌德。

他让歌德作为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三人共同的对立面的典型贯穿全书。

在《三作家》中，茨威格将卡萨诺瓦、斯汤达和托尔斯泰并置起来进行比较。认为这三位作家都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但又都是自我写照的高手，他们都把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化身和代言人。

茨威格在对比中指出他们的不同，卡萨诺瓦注重对自我肉体享乐的记录，斯汤达注重对自我心理状态的分析，托尔斯泰注重对自我道德精神的反省。

在《玛丽·安托内特传》中，茨威格自始至终把玛丽·安托内特和路易十六进行对比，并认为在他们所有的性格特征上，直至体内的神经纤维，血液循环和感情流露，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别。

在《一个政治家的画像——约瑟夫·富歇》中，茨威格将富歇与罗伯斯比尔、塔列朗、科洛、巴贝夫、巴拉斯甚至拿破仑进行对比，在比较中揭示了这个历经三朝的“变色龙”所具有的“不动声色的冷血性格”。

在《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良知反对暴力》中，茨威格将卡斯特里奥与伏尔泰、左拉对比，甚至还将《基督教原理》与《拿破仑法典》比较。

纵观茨威格的传记文学，对比的手法运用得极为普遍和成功，他往往在比较中客观地、公正地揭示传主的性格特征、精神气质、命运归宿，探寻传主性格成因、言行根由，从而使读者对传主的心理、言行、性格、命运等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识。

03 通过简洁明晰而生动传神的肖像描写，透视出传主的心理、性格，从而使传主形象更真实生动，具有立体感在对传主的肖像描写上，茨威格既简洁明了又生动传神。如在传写狄更斯的肖像时，主要凸现他的眼睛：

“那是一双英国的眼睛：冷静，灰暗，敏锐，闪光，就像纯钢一样。”这双眼睛什么都不会漏掉的，他的眼睛的记忆力是无人可比的，其眼力是完全人世的眼力，水手的眼力，猎人的眼力，一种观察细微人性的鹰的眼力，他的眼力捕捉细小特征。他的目光就像摄影机上的快门，能抓住一个动作，一个姿势的百分之一秒。茨威格认为这正是狄更斯的天才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传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在“面貌”一节中对其肖像更是有着细腻而传神的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其貌不扬，农民的面貌：

深陷的面颊成泥土色，简直肮脏，而且还布满皱纹；皮肤龟裂了许多裂口，干渴、枯焦，绷得紧紧的；右脸和左脸都很僵硬，犹如两块大石头；颧骨突出，口形严肃，脆裂的下巴颏上长满一片茂密的胡须丛林；深陷的眼睛，目光锐利明亮，但不向外伸；隆起的圆额头像个半球形的房顶，突出在这张狭长形农民面貌的上方。但仔细端详其肖像，会感觉到这个宽阔、巨大、帝王气派的额头，越来越闪光发亮，在它后面蕴藏着一个广袤的世界，装着人世间的痛苦，熟知人的七情六欲。

茨威格通过肖像描写，凸显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忧郁的神情、悲哀的气质和智慧的神采。

青年托尔斯泰

在传写托尔斯泰时，专门用“肖像”一节来描写托尔斯泰那张普通农民的面孔：

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面孔轮廓是粗线条的，外貌毫无艺术感，显得很粗野，几乎是平庸粗俗；头顶上是密集而杂乱的一束束头发，像是晃动的浪花；眉毛粗壮，像是扭结在一起的树根，又像是茂盛的灌木；稠密的胡须，像是主教式的胡子，如波涛涌流；这张脸是每个俄国人都可以有的脸，平凡而又平常。但是，在这张平凡无比、平常至极的脸上却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茨威格认为这犀利、审视的目光，是无法防御的，在这种穿透力极强的目光面前没人能够撒谎。

但如此锋利、冷酷而严厉的目光，仅仅是一瞥，这双眼睛就又转而变得柔和，闪烁着微笑，放射出令人舒服的光辉。

茨威格把托尔斯泰的眼睛比作锐利无比的匕首：

“戳破一切空想，揭穿一切谎言，摧毁一切信念：在这双真实的眼睛前边一切都变得赤裸裸。”这双眼睛既无情地瞅着世界，也同样无情地盯着自己。所以托尔斯泰既无情地揭露现实的罪恶，又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茨威格的传记文学中，有着简洁明晰而生动传神的肖像描写，他常常通过肖像描写来透视传主的心理、性格，从而使传主形象真实生动，具有立体感，给读者一种如见其人之感。

04 在创作中，以古喻今，寄托和表达和平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情怀茨威格始终忠于自己的和平主义理想、人道主义情怀和世界公民信念，他是自由理念和人道精神的追求者和殉道者。他希望通过传记文学创作，寄托和表达和平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情怀。

《三大师传》的创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沙文主义盛行的可怕岁月开始写作的。

传主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分别属于法国、英国、俄国，当一些人把“敌国”的文学视为粪土，茨威格却把三位“敌国”作家奉为大师，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样选择和传写的目的和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这和茨威格在《致外国友人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过去因为友谊和共同的爱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如今我们突然被暴力拆散了。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却没有忘记远在法国、英国、俄国、比利时等异国他乡许多和我有着兄弟般友爱情谊的伙伴们。我要比现在我用文字所能表达出来的更为深刻地忠实于你们，我们要使我们人道的友谊成为所有民族间友谊的典范。”在《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的创作中，这一特点更明显。茨威格希望这部传记作品“将是一首对于失败的颂歌”。他还明言，他传写伊拉斯谟这位真诚的人道主义者，是因为他就像当时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德国人遭受希特勒迫害一样，他要通过类比进行描述，以伊拉斯谟为例，用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阐释这一类型的人。

换言之，茨威格是把伊拉斯谟当作象征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号召和平，倡导人道主义情怀。

后来他又创作了《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良知反对暴力》，此书出版于1936年，当时德国纳粹分子已经全面展开排犹和迫害进步人士。

茨威格之所以对加尔文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当年此人在日内瓦城里所进行的思想统治竟然在20世纪以不同名义、相同方式在世界某些地区死灰复燃。

更主要的是，卡斯特里奥这位谦逊而高尚的学者忠于自己的良心毅然决然地走出书斋，凭着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斗志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无视全民的集体疯狂。

即使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仍然打破沉默，大义凛然地抗议人类自相残杀的暴行，为遭受苦难的同行者提供帮助和支持，作为被压制的人权的代表向独裁者提出控诉与挑战。

虽然他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战士。在茨威格看来，自由精神和独立思想的存在为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树立了追求至善至美的观念。

因此从本质上讲，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的斗争，一方面超出了他们个人之间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论争和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而关乎人类永恒的主题。

他们的斗争是独立与专制、冷静与盲从、追随个性与墨守成规、人性与暴政的斗争。当后人回望他们之间的斗争时，就不得不在“意识或是理念、人道或是政权、独立的个体或是整个社会”中作出抉择。

茨威格以史为鉴，以古喻今，折射现实，却并非脱离现实，神游历史；而是通过传记文学来服务于现实斗争。他是通过传记文学创作，期望实现在人们之间，在思想之间，在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人性谅解。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