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罗振玉，大连特别是旅顺口的人可能立刻想起洞庭街12号的罗氏故居，想起大云书库，想起旅顺博物馆里的甲骨文，当然也会想起他在新京（今长春市）伪满洲国任过的汉奸高职，更不会忘记他与郑孝胥争权失利黯然回到旅顺，在74岁时终老大连，一躯孤骨埋在水师营西沟。自己到旅顺时，多次在“罗公馆”（当地人对罗氏故居的叫法）和大云书库旁徜徉，甚至想去西沟找寻一下罗氏的墓地，详实地了解一下这个多面人生的罗振玉。

罗振玉是十足的“大学者”首先，罗氏对中国甲骨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1901年，35岁的罗振玉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里，第一次看见了甲骨文残片。当时，刘氏只是喜欢收藏而已，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所藏的甲骨又都是他从王懿荣手中买到的。这些甲骨文残片让罗氏欣喜若狂，他一边研究一边帮助刘氏印出了《铁云藏龟》，此后便深入到对甲骨文的搜寻和考证之中。对甲骨文研究已废寝忘食的罗振玉，并不满足继续在刘鄂家里研究，他还出资多次派家人到河南安阳殷墟去收集挖掘，居然有了上万片收获，成为当时国内拥有甲骨文片最多的人。

之后罗振玉东渡日本，在日本京都住学的八年中，其所著《殷商书契考释》成为世界甲骨学首部重要著作，就是这本书，奠定了罗氏成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地位的人。如今世上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字有八千多个，其中由罗氏识认出来的字就有五百多个，他也是当今世界上个人识认甲骨文最多的一位。后来，罗氏由研究甲骨文，而喜爱用甲骨文书写，所以，他还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写书法的人。在中国，研究甲骨文的三大家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素有“三堂”之称，而罗雪堂远比王观堂、郭鼎堂成就大得多。

其次，罗氏是中国近代农学史的开创者。罗氏自小在城里长大，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他对农桑的了解也多从书本里获得。读过《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之后，他便记住了“农为邦本、不仕则农”这条古训。之后，当他读到了欧洲人写的农书，眼前更是打开了一扇亮窗，罗氏认为，以西法改革中国农业，或是对中国农业打开一条新路，正是这个念头，让罗氏成了中国近代农学史的开创者。 那是1899年，罗氏到上海创设学农社，并创办《农学报》，由兴农学而办教育，使他成了当时研究农学名气最大的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罗氏是个人物，就邀他去主持农务局并兼农校监督；两广总督岑春煊也聘他去做教育顾问；最后是盛 宣怀找到了他，让罗氏去任上海公学虹口分校监督。1906年，光绪皇帝派大臣访欧，大臣们回来后，皇帝便决定效仿西欧的办学方式，在各地兴办洋式学堂，罗氏恰在此时应诏入京，先是在学部参事厅当行走，后升为参事官。

再次，罗氏保护了中国文化。罗氏还是中国近代档案学的开拓者，内阁当年有一个大仓库专门存放历朝历代的档案典籍，辛亥革命那年，皇帝降旨烧毁清内阁大库档案典籍，剩余一些史料全部卖给纸商，可这时，罗振玉居然以三倍的价格把卖掉的史料全买了下来，一共装了八千麻袋，存放在彰义门外的善果寺里。

这八千麻袋的史料，成为了罗氏生命的一部分，旅顺罗氏的大云书库，实际上就是为这八千麻袋建的。留居日本期间，罗氏曾悉心地为这几十万册书籍做过四本厚厚的目录。除此之外，他还曾最早整理了1908 年出土的汉晋木简，最早整理了1922年出土的汉灵帝熹平年间立在洛阳太学门外石经上的残字，最早整理了已被欧洲人掠走的敦煌石室藏书窟中最精华的卷子本古书和佛经。著名学者王森然评价罗振玉时说：

近八十年间，我国新发现的史料有四：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石室遗书；四、内阁大库档案。一谈到整理这四类材料，能为人们所利用的，罗振玉应该居首功。

罗振玉是十足的“大汉奸”一是罗氏是清王朝的“遗老死忠”。罗氏一直把自己当成清朝人，清朝实际上从罗氏入朝为官不久就崩溃了，溥仪也被冯玉祥从紫禁城给赶了出来，罗振玉甚至都没等到朝廷给他发一次饷银。罗氏至死留着辫子，在后来被伪满洲国授予大勋位绶章时，礼仪官将绶带绕过辫子时缠住，撕扯半天才套在长袍马褂上，一时在“满洲国”传为笑谈。

在这之前，蔡元培曾邀请罗氏就北京大学考古学讲席之职，罗氏竟以自己是清朝人自居不答应，以表示士大夫的清白和所谓的忠诚。罗氏日常花的钱，除了自己写书印书的酬劳，其余都是卖字画古物所得。他把自己当成是清朝真正的遗老，从内心到肉体，一直将自己系在大清皇帝的鸾舆上。

二是罗氏视日本为“再生父母”。罗振玉最愚蠢的地方，就在于把复辟大清的梦想寄托在日本人身上，并为能生活在日本，结识日本人为最大的荣耀。罗氏举家东渡日本，在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的子孙都在日本成长，日语说得比汉语都好，使罗氏有机会认识了很多的日本朋友。

1925年，冯玉祥派鹿钟麟限令溥仪在三个小时内出宫，罗氏因为在日本使馆里有熟人，马上就安排溥仪避入其中，此后也是他在天津借张园给溥仪居住，并安排各类日本人与溥仪交往。罗振玉认为，中国时局动荡不稳， 而旅大已成日本的一个州，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是上上之策，所以他先后六次劝溥仪从天津渡海到旅顺。

三是罗氏参与策立了“伪满洲国”。在罗振玉、郑孝胥等清朝“遗老”和日本人的策划下，溥仪带领罗振玉等人，从天津“偷渡”到了旅顺口，住进了旅顺口的关东军司令部里，成天密谋策划成立“满洲国”。在罗氏看来， “满洲国”就是大清国，它仍属于正宗，有大清皇帝在这里，能不正宗吗？罗氏真的不知道今后将发生什么，他不遗余力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义不容辞。1932年3月，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在新京举行，罗振玉任主宾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之后，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这时的罗振玉，是十足的大汉奸，是“日中亲善”的极力鼓吹者，“满洲国”的一些政策和理论，都有他的贡献。

在罗氏的生命里，王国维是重要的一个人，某种意义上，没有王国维，罗氏的甲骨学研究成就不会那么大。对于他和静安先生的关系，在5月24日的“如何看待王国维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的问答中，笔者做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另一个人就是郑孝胥，因为郑是罗氏政治生涯中的克星，罗振玉在伪满洲国没有倒台之前，就灰溜溜从新京回到旅顺，就是受到了郑孝胥有计划、有步骤的排挤和攻讦，才让罗氏对政治和他期望的“满洲国”彻底绝望。于是在1928年冬天， 罗氏悄悄地将家眷从天津搬到了旅顺口，因为这里不是“满洲国”的土地，而是日本的关东州，他又一次“回国”了。 这一年，罗氏在太阳沟新市区面海的山坡上购建私宅，建了一座三层藏书楼，并在大连市内开设了一个墨缘堂书铺，他决定永远地留居在这里了。这地方叫扶桑町，因为左右邻居大都是日本人，罗氏仿佛又回到了京都时代。

有学者认为，罗氏在学术上成就了不世之功，在政治上却成了南柯一梦。那罗振玉是如何评价自己呢？他曾给自己写了一个自挽联，应是恰当的：毕生寝馈书丛，历观洹水遗文，西陲坠简，鸿都石刻，柱下秘藏，守缺抱残差自幸；半生沉沦桑海，自辛亥乘桴，乙丑扈跸，壬申于役，丁丑乞身，补天浴日竞何成。

罗振玉的人生是多面的，后人对他的评价无非是从“学术”和“汉奸”的角度来评述，在所有评论当中，著名学者董桥先生的评语应为中肯，算是本文的结语吧：

雪堂一生学海浮泛，宦海浮沉，学术尽管深厚，政治识见稍嫌蒙昧，一心愚忠清廷逊帝竟致流落倭寇陷阱，加上王国维沉渊之痛给他带来难白之冤，学业成就凄凄然在毁誉纠缠之间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厚实之士扬其高山流水，激昂之辈讥其鼠窃狗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