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成型与此时，还有徐侠克侣行纪，和永乐大典，以及医学巨著本草钢目，和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等巨著。大明王朝领土最大时约200O平方公里，西伯利亚广茂的疆域在其治下。到崇祯帝时仍有约六百多方平方公里土地。

宋朝与明朝相差不到百年，为何文化区别如此之大？

北宋以文治国，将“兴文教、抑武事”定为国策,学术人才层出不穷,社会普遍崇尚读书。至南宋初,文人学士南迁,也继承了北宋尊孔重儒、提倡读书、重视教育等特点，社会文化多元活跃。相比宋代，明代在文化政策上虽然也重视教育、尊崇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明代的文化专制空前发展，典型的如朱元璋“删孟”,禁止生员议论政事,实行八股取士、钳制异端思想等，呈现出与南宋风格迥异、极为专权霸道的文化特点。

明代与宋代基于同样的儒家理念，却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格，与各代具体的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密不可分，也与明宋期间的元朝文化政策转向也有着极大的关联。下面，小学徒主要以南宋与明代的情况作对比，从文化管理机构、儒学政策、科举政策和出版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元朝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探究差异的形成根源。

一、南宋和明代文化政策比较分析

（一）文化理念比较

有宋一代，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干戈扰攘的局面重演，自立国起一直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策略，以“重文崇儒”为导向，儒学和文人在整个宋代都很得重视，形成了百花齐放、互争雄长的格局，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婴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林立，维持近百年之久，后来至理宗时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哲学，王国维曾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几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对儒学的尊崇虽然在元代有所削弱，但在明代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明代对中国传统的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积极利用它作为统治思想，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求学者“一宗朱氏之学，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镰洛关闽之学不讲。”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对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明代甚至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了镇压，如禁讲学、毁书院、残杀士人等，呈现出高度的排他性。

虽然同样将儒学作为尊崇，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但不同的是统治理念的形成过程。南宋是学派林立百年之久、直到理宗时才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而明代，则是从立国开始，就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通过权力持续巩固，独尊儒术、排斥他说，与宋代迥异。

（二）文化群体比较

晚唐以来，士族门阀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把持政治的传统己被打破，庶族地主实力扩大。顺应此潮流，南宋继承北宋之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改革，取消门第限制，除犯人、奴掉等外各阶层都可以参加科举入仕，因而仕人的来源大大扩大。南宋贡举开科考试共四十九榜,其登科人数有具体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人,特奏名进士一万九千零八十七人,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达到123名之多。南宋名宰相中，除韩诧胃一人外，全是进士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很多，比如高宗名臣吴莆、光宗名臣陈亮。

明代的科举承宋、元之制，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明代的科举制度，由洪武十五年年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武取士”，仁至十七年年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成为定制。明人王世贞《弃山堂别集》中统计的数据，洪武至崇祯年间内阁大臣人中，进士出身者为82人，占94%。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国家统治的中坚力量。

虽然南宋与明朝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士大夫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主体，士大夫阶级都得到重视重用，但在管理方式上呈现很大不同，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关系方面，宋代是士人共治、明代是皇权独大。宋代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受皇权迫害的文人少之又少，北宋儒学大师程颐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而到了明代，对士大夫则实行特务统治和高压管理，对待士大夫轻则梃杖，重则用刑，锦衣卫、东厂、西厂迫害了无数文人，明代的文人地位比起宋代一落千丈。

（三）文化作品风格比较

出版既是一项文化事业,是文化传播、传承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商业经营活动,追求经济利益。南宋时辖十五路地方，无一路不刻书，刻书地点可考者达处183处。其中，官刻书重经、史，对待儒家经典格外看重，私刻书则偏重子、集，宋人词集出版繁多。

而明代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及教育事业的普及，图书市场比起南宋更加繁荣，当时全国书坊遍布全国各地，“南京书坊93家，北京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在繁荣的图书市场背后，明代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艺术成就，明代的古文、诗、词一类的旧文学成就一般，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的章回体小说，特别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还有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寓言杂文、短篇话本、拟话本等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四）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比较

在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南宋承袭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属下的礼部，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地方教育事业在宋代始创了路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提举学事司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

明代的教育管理机构与宋代也是一脉相承，统归礼部管理，礼部之下同样设有中央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国子监。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地方教育行政更加下沉、相对独立。与南宋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举学事司对应的，明代也在地方设置提学官，在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同时，在各府内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负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按照明朝谕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许侵越提督者职事。”可见，明代地方提学官有相对的独立性，统领下级各府教育机构，比起南宋松散的文化机构管理结构，有利于贯彻执行明朝统治者的意志。

小结

明代文化与南宋文化是同宗同源，同样尊崇儒家学说，同样是士大夫群体治国，同样的教育机构设置，在文化根源和性质上差别并不大，相对而言，南宋与元、元与明的文化区别更加明显。元代一朝都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儒士大多充当学官和儒吏，科举迟开，入仕狭窄，政治地位远不及宗教首领，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与明代、南宋相比，元代更加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区别。

而明代与南宋相比，则是同样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风格，宋代文化更加包容开放，明代文化更加专制统一，这与元朝90多年的统治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元代统治对“南宋—明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分析

（一）草原文化影响了明代专权文化的酷烈程度

蒙古民族习惯于草原游牧文化，思维直观，偏向于武力形式，认为一切都是长生天的旨意。所以终元一代，以呈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接受汉化的进程十分缓慢，整个元代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汉唐以来“独尊”的显赫地位。而儒学被统治者看作是替蒙古大汗“告天祝寿”的工具之一，仅作为一种宗教受到优待，在元代甚至有十儒九丐的说法。

元朝后期元代帝王对儒家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未必真正了解和尊崇孔儒，他们更看重是“尚霸术，要近利”的功利性来完成统一霸业，以推行传统教育来安抚人心。因而往往给讲授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以优待和荣誉，却安排到闲散的职位上，对科举也相当冷落。

元代对儒生的轻视传统影响到后期的明代政权，加上朱元璋出身底层，是通过民间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的政权，与文人士大夫群体格格不入，在明朝立国初期很多文士拒绝认同朱氏政权、拒绝出仕，即使是应明太祖的征召而辅佐新朝之士，也抱有一种不得已的心理。如明史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日‘牧竖耳、奉之何为’，刘基的态度在当时儒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虽然明朝重新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也大开科举之门，但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程度远不如宋代，更倾向于采取一种酷烈专权的手段来进行文化统治，明代一朝对文人的迫害尤甚。

（二）奠定了程朱理学的儒家地位

虽然元代不重视儒家，但程朱理学在儒家的主导地位却是在元代巩固下来的。元代理学的北传要得益于赵复，蒙古军队攻打南宋时俘虎了赵复，儒臣姚枢和杨唯中将其请到燕京，并建立太极书院，自此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自此到元统一全国，许多理学名家都进入朝中备列顾问，其中许衡、刘因、吴澄为元代三大学者，在开国初期参与制定礼仪官制，推行理学传播，得以使理学成为官学。

在元代重新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元代科举规定，答题时四书和《诗经》采用朱注，《周易》采程朱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胡安国之说。除《礼记》、《春秋》尚用古注，其他儒家经典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元代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只重道学家空洞教学，导致内容偏空泛，缺乏学术生命。而明代继承了元代考试内容的规定，到了永乐年间,还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诏颁天下，以此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科举考试的准绳和评定天下学术是非的唯一钦定标准，进一步发展成八股取士，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士人地位的降低反而促进了明清小说文化的发展

由于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取士重视家世出身，且长期废行科举，自金亡停科到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80年之久，元代科举自延祐到元末共举行七次，共一千二百多人，相当于文臣总数的百分之四，仅相当于唐宋时期的十分之一，且官职大多低下，难于升迁，因而元代鲜见科举出身的布衣卿相。元代科举无论是取士规模还是进士升迁，都是不及前代，儒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汉族士人出路狭窄。

由于儒士失去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很多人不得不在传统仕途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儒士沦落下层，促使知识向的一般民众普及，加之游牧民族对礼法管理较松，造就了文化精神的世俗化转向。俗文学，尤其是杂剧和小说的繁荣便与士人角色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加入促使元曲、杂剧和小说等俗文学水平的大幅提升，所以元末明初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的出现。

小结

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对明代与南宋的文化差别的影响是显著的，草原文化对儒家的轻视延续到明代，让明代士大夫群体的尊崇地位远不如宋代，明代文化统治更加显示出残酷的一面。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反而促进了儒家知识的下沉，不再像唐宋士大夫那样专注于道统学说、诗词歌赋等典雅文学，反而促进了杂剧小说元曲等俗文化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明代是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家正统，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文化根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只是经过元朝文化的融入改造呈现了不同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