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为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所以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2.郭嵩焘前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建立于传统的政治理念上，即明君、贤臣与顺民的基本模式和孟子以降的民本思想。1、明君他在论及汉代议政制度时，表达了对“明君”的向往。他写道：“汉时国有大政，公卿会议，下逮议郎，皆可直摅所见，上赞军国之至计，人主亦常屈群议而从之。言者不以为器，大臣不以为恩，天子亦不以为功。故以为听言之广，后世无若汉者，惟其以实不以文也，抑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诚也，今之叔皮（汉代班彪之字）不难其人，而能与朝廷之议者，旷世无由一见。人才何由而兴，国政何由而善哉【1】。郭嵩焘十分推崇汉代的这种君相分权共治的制度，主张“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2】公开政治，避免专制独裁与暗箱操作，建立一种宽松互补的政治决策机制，才能人才兴且国政善。这与他后来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赞赏有一定的关系。2、贤臣对于贤臣，郭嵩焘也提出了衡量官吏贤否的基本标准，也就是作为一个好官，必须要先破“利”、“名”、“气”四关。他对此进行了很精彩的论述，他在著作中写道：“办天下事，必先破利关而后能公，贪黩小夫，吾勿论也，利根未除，则蕃名美政皆归宿在私利上，岂能持久？••••••稍进则须破名字一关而后能成。气矜则心必浮，气盛则量必裨••••••再进则须破气字一关而后能钝。志安天下，心存君国，实出于心之不容己，因而推求天下之事，取必于一人之身，汲汲以图之，孜孜以为之。”【3】在这四关中，他认为“破利”是根本，但是也最难办到的。他这里所说的“破利”是指官吏攫取私利之心，用他的话说，就是“国家在官之公财”，又或者“百姓之私财”，“非我所得到而私有之”。【4】3、顺民要做到百姓依顺，他认为为政者首先应该做到“通民情”。为政者应该体察民间疾苦，使得百姓能够有所依靠，才会做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他在奏言中道：“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5】许多的王公大臣与民意隔绝，对于民情委屈不能尽知，“下情不上输上惠不下逮，其于国也危哉！”【6】只有上下通达才能达到国泰民安，“上亲下，则下有归，下亲上，则上有与。有归则不离，有与则不孤”【7】。其次，应该“宽以抚民”。饱读诗书的他对于儒家的“治天下必任赏罚”和“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的两种对立观点都做过一番考察， 认为“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此常道也”，还说，“圣贤论治无以严者。”【8】 他引用孔子在《论语.八佾（yi）》中曾批评的“居上不宽”，也就是批评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宽宏大量，是不仁的表现。提出“宽者，宣圣（孔子）之明训，国家积累之至仁，乌可轻议哉”。【 9】然而他虽然强调“宽以抚民”，但是并不是等于反对一切法律纪纲，他引用朱熹的话说：“施之政事，纪纲法度亦自截然而不可犯。”这也就是说，“宽”是有限度的，只能是在“纪纲法度”以内的宽。离开了纪纲法度，便不能。因而他指出，为了“彰善瘴恶，树之风声”，“刑一人而天下惩，杀人亦仁也”。【 10】郭嵩焘“宽以抚民”的思想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主张对于清朝的某一些严峻的法律进行修改，并适当的增加一些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法律条款，这些在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集中体现他的这种民本主义法治观的是在同治三年他上疏的《广东盗犯恳请变通例文办理疏》。在这篇奏章中，他主张刑部制定或者修改法律条款对于打单行劫、绑架勒索以及海盗行为等这些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新的犯罪进行惩治，特别是对于广东一带的掠卖人口出洋的案件，制定相关的法律。综观郭嵩焘早年的政治思想，其核心也就是上面所述的“明君、贤臣与顺民”，而这三者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治吏和治民。他的思想渊源主要是来源于儒家的修身诚意，慎独重微和敬德保民、民贵君轻的传统思想，但是由于深受济世思想的影响，再加上他阅历广泛，所以他的思想渊源，也并非全部是正统思想，而是揉合了早期儒家的政治伦理，张载的一元论，甚至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以及王船山反理学的思想资料，因而他的政治道德观并不符合正统的程朱理学，而是推崇一些非主流的思想。二 出使后的思想转变 以出使作为分界点，郭嵩焘的政治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果说他前期的政治思想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那么他后期的政治思想是对洋务派的突破和超越。他思想的变化固然与出使的关系密切，但是与他的早年的思想和阅历也分不开。1. 郭嵩焘的文化背景 郭嵩焘作为湖南湘阴人，拥有湖湘人士素有的经世致的传统和务实的作风。湖湘文化的先驱们很早就界定了“知 ”和“行”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例如王船山把“致知”、“力行”作为探求事物的两个步骤，概括出“知虽可为行之资，而行乃以为知之实”【11】的重要命题。在先哲们的指导下，湖湘人士对于外界的社会的政治变动十分敏感，形成了把内在的感知客体化到外部社会的强烈愿望。经世致用的精髓在于关注现实，应对而动，“趋时以新”，当时郭嵩焘所处的时代最大的现实就是应对西方入侵的问题。富有经世致用传统精神的湖湘精神资源，既然能使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卓越命题，当然也能使郭嵩焘对强大的对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得出“西洋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12】的真知灼见。饱受湖湘务实精神熏陶的郭嵩焘，又得天独厚的拥有了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条件，因而“赞西化”也是于情于理的事。2、 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郭嵩焘对西方的认识最早开始于两次鸦片战争，形成于出使前办理洋务的实践之中，出使英法期间对西方的进一步考察就是使其认识更加成熟和深化。 郭嵩焘考察研究的重点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理论和政治哲学等。通过学习，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究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13】在经济理论方面，他通过学习研读了《国富论》、《经济学》等。通过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他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并坚定了他以前的观点，也就是想要“富国”，必先“富民”。为了弄清西方文化的渊源，他分别对犹太、古巴比伦、亚述利亚、埃及、古希腊、罗马等的历史文化进行考察。还撰写了的文字进行叙述。为弄清西方的科学的哲学渊源，他也接触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笛卡尔、莱布尼兹的思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与介绍，这在出使期间的日记里多有记载。在接触西方的哲学的同时，他对中西伦理进行了比较，特别是着重比较了儒、道、释、墨与西方基督教精神的区别。他指出前四者在表面不一样，但是实质却是想通的，其基本精神都是“专于自守”，是内向的、保守的，然而以基督教精神为主体的西方却是外向的、进取的。在对西方的研究中研究最多的是西方政治。君主兼民主，是郭嵩焘通过对英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对其政治制度的认知，也是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概括。议会政治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它最早源于源于英国封建等级议会的限制王权，也就是说限制王权的议会政治的起点。正如郭嵩焘指出，西方各国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 (○)(14)充分肯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议会政治和自由选举制度是即限制君权，又提倡民权的君民兼主国政的政治制度。3、 中西制度对比 在探究西方政治制度的过程中，郭嵩焘通过对中西政治制度的对比，形成了自己对于中西政治制度独到的见解。在传统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上古时期的夏、商、周三代是圣人之治，是西方各国所不能比的。然而，当郭嵩焘深入研究了西方社会政治制度之后与之相比，感到三代圣人之治也有一些欠缺：“圣人治民以德”，但“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一带圣人死后，难保每一代的君主都是圣人贤哲，圣人贤德不存，因人而治世；但是“西洋治民之法”，“推其法以绳之诸国”，法不以君异而变，法是相对永恒的，可以“推衍无穷”。并且在秦汉以后，“竭天下以奉一人”，姿睢之欲逞”，三代圣人之治在中国已经不在存在。因而，德治与法制，是人治与法制的区别，人治不如法治，法治有道，人治无道，有道攻无道，无道必败无疑。通过对中西政治制度的历史的比较，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 “西洋之享国长久，君主兼主国政故也。”【15】 总的来说，郭嵩焘能够看到西方君民兼主国政的政治制度的实质并给予肯定，还使之与中国的政体相比较，否定了“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与其他的一般的地主阶级当权派相比，他突破了地主阶级当权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范畴，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内部的批判者。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像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郭嵩焘他在国内已是饱学之士，而且久经仕宦历练，并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军，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于洋务，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在世人眼中，尽管先前的为官路上也有一些坎坷，但凭借其才学以及与朝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深交，平步仕途、终老一生，当非逆料之事。他总结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单纯靠义愤填膺和空洞议论是无补于艰危的。如果能多一两个了解洋人情伪、谙习其利病的人，自然可以多一重应变之术。他决心做这样的明白人，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特别是探究“其所以通民俗而立国本者”。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由器而学而政教，这说明郭嵩焘的认识的确比当时人要高一筹。为可贵的还是他在政体（国本）方面认识的进步。他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不仅敢于考究西方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