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生于西汉末声势显赫的外戚之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对《礼经》还特别下过一番工夫。由于其家族的背景，及自己的应付裕如，王莽在仕途上稳步进取。同时，爵位益尊，节操愈谦，交友愈广，声誉日增，三十八岁就登上大司马、大将军的宝座。汉哀帝即位，因事免官在家蛰居三年，儿子杀奴，王莽令子自杀偿命，引起社会轰动与民众感佩。哀帝死，王莽重返辅政大臣之位，立幼主平帝，专擅朝政，清除异己，甚至血雨腥风，气势逼人。受“安汉公”等封号，将女儿嫁于平帝，自比伊尹、周公，得“宰衡太傅大司马印”，朝野一片歌功颂德，有太平盛世之迹象。而王莽并没有满足，而是以更奸毒的手段鸩杀平帝，然后在皇族中选出一名两岁的婴儿为继承人，自己做“摄皇帝”、“假皇帝”，在残酷镇压了一些起义、反抗之后，王莽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新”，时为8年，王莽五十四岁。

“新”朝进行了一系列新政改革，但很快激起天怒人怨，把社会搞得一团糟而失败。

首先是王田与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子不满八口而土地超过九百亩者，将余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制度授田。规定奴婢改名“私属”，也不得买卖。又将奴婢口钱增加三十倍，达到每人每年三千六百文，企图用重税办法限制私人对奴婢的使用。此项土地国有制与限制奴婢的改革措施仅经过三个年头，由于贵族、地主的拼命反对，在官员的要求下，王莽不得不废止这一政策。

其次是官府工商业管制政策，所谓“五均六管”。内容有官府垄断铸币权，对盐、铁、酒实行官营，山泽资源由国家管理而收税，官府评定与平抑市场物价，并经管赊、贷等经济活动。其中垄断铸币权后的币制改革最为混乱和荒唐，十多年间四次下诏改革货币，每一次几乎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强权与严刑峻法推行新货币，对民众进行直接而露骨的掠夺。由于这一工商业改革政策给新政权提供了重要的财税收入，其巨大的财富诱惑力使掌权者不愿轻易放弃，所以，一直到新政权垮台的前一年，为了缓和各方面的社会矛盾，王莽勉强下诏废止法令，不得不承认此项政策的失败。

再者是政治方面的礼制、官制诸方面的改革。就是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将所有朝廷政令、制度都搞得古色古香，让人们有唐虞尧舜再世、文武周公复生的感觉。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制定出一个地分九州，下属一百二十五郡、二千二百余县；爵分五等，以四辅、三公、四将、九卿、六监为骨干的中央官制；还有装模作样的裂地分封、授爵授茅土的办法。同时对汉朝的礼乐制度进行全面的修改，不但想恢复周代的礼乐面貌，且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地皇三年（22年）正月，九庙建成，王莽举行谒庙大典，乘六马华盖车，着五彩龙文衣，演所献《新乐》，或可说其祭祀祖庙之礼乐初成。可惜时不假人，其他大规模制礼作乐的宏愿还没有完成，“新”朝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崩溃了。

为什么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古改革会遭遇如此结果，短短的十五年后，“新”朝即被农民起义推翻，王莽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最有意思的是，后人对王莽的评价居然大相径庭，盖棺而难定论。以《汉书》为首的正统史家，骂王莽篡汉立新，更易皇统，手段残忍，为“乱臣贼子”；还骂他逆天害民，暴戾恣睢，穷凶极恶，全国共诛之。还有许多人骂他虚伪作秀，表面上道貌岸然，事亲孝敬，礼贤下士，甚至不惜用儿子作代价，以猎取社会道德声誉，目的在爬上权力巅峰。然而胡适在1928年发表《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的文章，首先肯定与赞美了王莽，说他是一个大政治家，是个社会主义者，他的失败乃是因为他的思想与政策都太超前了，而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此后，翦伯赞的《秦汉史》说：“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吕思勉《秦汉史》也说王莽是继承先秦改革意识的“志士仁人”，并对《汉书》“曲诋”王莽之观点加以抨击。甚至有人把王莽称为一个超越社会十几个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一个怀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政治家。当然，近现代持否定意见的史家也不少，包括外国学者对王莽的评价也同样分歧很大，且争论仍在继续。

争论的关键在王莽改制是复古倒退还是改革图新？其改制的核心是加强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力度，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王田制与五均六管，其“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将一切资源与财富都控制在王权之下，由国家官僚机构全面掌管。很清楚，这是私有制经济向王有制体制的倒退！然而，问题在于，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有那么一种思潮：认为私有制发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源头，时代进步潮流应该是走向理想的国有制大同社会。或者说不相信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契约关系能把经济与国家搞好，总想把社会资源与财富委托给一个超越个人的国家体制去管理，而不懂得一个专制体制下没有法治约束的政府如果掌控社会的所有资源与财富，结果便是维护和膨胀统治者的自身利益，不断加重对民众的侵害，那将是社会的大灾难！而王莽改制的最终结果却恰恰证明了这个道理，其王田政策违背了土地生产发展的需要，其奴婢政策结果是徒滋纷扰，而其各色工商管制，尤其是用新币对民众的掠夺，造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片混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其政权最终在边陲战乱与举国反叛的内外交困中敲响丧钟。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莽改制也是取消市场经济而转轨国家计划经济的一种古代方式。有人把王莽当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就是把国有制社会（实际上的王有制）看作是理想，可以说是完全搞错了！对一般人而言，那是一种空想，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对一个有君王野心的人来说那是一种妄想，就是妄想要把全社会的人及其资源财富都控制在自己的王权之下！由此，与其说王莽是一个改革家，还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野心家。从其礼制改革内容中，可以看到其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神道主义世界观；从其长期作秀的履历中，可见其两面派手法与市侩主义的思想方法；从其篡位成功的原因中，看到的是外戚集团势力的膨胀及其禀性残忍的手段。这位政治家的最大特点在虚伪，作秀的演技炉火纯青，他能把窃取皇位的每一步行径都表演得冠冕堂皇、光明正大，既合古训又符时情，既承天意又顺民心，俨然是一个鞠躬尽瘁的汉室大忠臣，又是一位为官民谋利的新朝好皇帝。

这场历史闹剧中，还有一些卖身投靠的知识精英们的表演颇值一提。如作为王莽“四辅”之一的刘歆，出身汉宗室，对文化典籍的整理有重要贡献，为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在王莽篡位过程中，刘歆充分利用自己在学识上的优势为王莽服务，不但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凡制礼作乐、文化教育诸事宜，都积极参与，王莽的封赏与登基大典都有刘歆的功劳。然而由于后来的一些事变，三个儿女被王莽杀害，刘歆终因失宠参与政变阴谋，被人告发而自杀。王莽做了皇帝后，一些投机分子便靠献符命取官封侯，一时间献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位儒生出身的策士崔发，就是对符瑞进行了有利于王莽篡位的解释，被封“说符侯”。历任中城将军、太子老师，后为大司空，位三公之一。在王莽政权陷入绝境之时，居然建议王莽按《周礼》、《左传》所载，导演了一场长安南郊万众哭天的闹剧。最后不打算为王莽殉葬，而去投起义军，被绿林更始政权斩首。

可悲可叹的是，这场历史闹剧所造就的灾难并没有让国人吸取到一些深刻的教训，试图用国家政权掌控社会的所有资源与财富，以此改变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并未停止，或者说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理想依然对人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如唐代刘晏的措施，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改革，直到近现代的许多主张、主义……尽管理论、方法与力度有所区别，但这种努力的结果，一方面是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以满足国家的财政利益，另一方面是窒息了私有制市场机制的常态发展。总之，国家政权加大力度对社会的全面管制，其结果便是社会无法正常发展，随后带来的便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