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拨“秘书帮”的瓦解，其背后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更关乎国运之兴衰。若“师爷政治”不除，一帮代替一帮，只是大家轮流坐庄，无法根除政治毒瘤。

晚清官员郭嵩焘（资料图）1861年11月12日夜，闲居湖南老家的翰林郭嵩焘，满怀复杂心情，缓缓展开纸卷，提笔蘸墨，在其日记里写下如许文字：

门丁之舞弊，人皆知之；幕友之舞弊甚于门丁，人不知也。天下之乱，原在讼狱，定首乱之罪，惟幕友当之。

郭氏对幕友此职业之抨击，绝非泛泛而论，一般“吐槽”，实则有感而发，暗藏所指。须知，四天前，前大清顾命大臣肃顺的脑袋刚刚搬了家。而郭嵩焘曾一度与肃顺走得很近，短暂跻身“高官大秘”之列。故在郭看来，肃顺之败，恐与其幕中的秘书、也就是师爷们大有干系。那么，晚清的“师爷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

“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色。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姑且称之为“师爷政治”。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之后的皇帝们，不断变更机构，屡次倒腾，整饬“师爷政治”，然而皆治得了一时，摆不平一世，最终其依旧做大。时值清代，“师爷政治”之火爆，不仅未输于前朝，且呈全盛态势。清人邵晋涵曾云：“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诸如高士奇、张廷玉、毕沅、左宗棠、薛福成等高官宠臣，要么直接为皇帝服务，要么为地方督抚参谋，都由师爷之路径衣紫腰黄，青云直上。

因此一把手位置越高，权力越大，距中枢越近，则其幕友参与政务、共享权势、影响政局的机会自然越大。身为权倾咸丰一朝的重臣，肃顺“轻满员”，唯独“雅重汉人名流”，故“一时名士,咸从之游”。其周边便围绕着一干汉族“大秘”,时人将核心成员称为“肃门六子”。

“肃门六子”

这六位师爷分别是曹毓英、李寿蓉、尹耕云、郭嵩焘、王闿运和高心夔。此六人各有专长，各司其职，一道组成了肃顺的智囊团。

曹毓英之角色，乃肃顺朝中耳目。曹氏出道极早，道光十七年中拔贡,授兵部七品京官，后一直混迹于基层。到了咸丰朝，曹在肃顺的扶植下以工书入值军机章京。曹的一大长处在于表面谦恭木讷，实则腹中计谋多端，其平常“对人询询,若不能言而计事辄中”。肃顺对曹可谓青睐有加，每次上朝路过军机处，见到曹毓英就直呼“曹师爷”，可见肃有多喜欢曹毓英。后来，肃更是举荐曹出任军机处汉领班章京，延为“羽翼”，专门负责给他监督其余军机大臣之言行，随时通风报信。

李寿蓉是财政专家。咸丰六年进士，出任户部主事。起初李“以才名见重”于户部侍郎徐树铭，徐又将李推荐于肃顺。肃时任户部尚书，凡遇财政问题，多向李征询意见，对其甚是倚重。后来肃顺彻查“户部宝钞案”，正是派李去查核账目，从而将其中的惊天贪腐一并揭开。

尹耕云则为肃顺的军事顾问。尹道光三十年进士,起先授礼部主事,再迁郎中。太平军北伐期间，尹襄助僧格林沁，上书剖析防务问题，纵论京师形势及巡防利弊，理切肯綮，文采飞扬，由是得咸丰帝赏识。肃闻其大才，于是揽入麾下，“敬礼有加”。英法联军侵华期间，尹参与办理北京团防，就军务事宜随时向肃汇报，以便其及时掌握情况。

郭嵩焘是肃顺的经济智囊兼湘军联络员。他咸丰七年入京，次年供职翰林院，授编修。郭因喜谈洋务、税法等问题，备受肃顺死党陈孚恩青睐，陈顺水推舟，又将郭推荐于肃，为肃顺看重。肃刚好于户部掌权，经常与郭商讨地方课税与变通盐法诸事宜。

湖湘狂士王闿运堪称肃顺的头号文字秘书。王博学多才，但屡屡名落孙山，迟迟不得功名，不得不靠给高官子弟“做家教”来赚取外快。恰好一回他任教于肃家，肃一见倾心，甚至要按照八旗习俗与王结为异姓兄弟，其对王之厚爱，可见一斑。

当然，肃顺的最大心腹，非高心夔莫属。除了文才，高活动能力亦是一流。咸丰十年，江南大营陷落，两江总督何桂清畏罪潜逃，继任者尚未确定。当时朝野皆认为曾国藩众望所归，但此事必须上达天听，皇帝批准，方可落定。高深知此事关系政局走向，朝廷安危，于是先到京师士林中商讨，集思广益，后赴肃府向其讲明利害。待谕旨颁布，曾国藩果然入主两江。

众师爷虽各有分工，但又能联手办大事，几位师爷彼此配合默契，火候把握恰当，做局环环相扣，不露丝毫破绽。师爷之手段，简直堪称逆天！

“风险投资”

师爷虽说能为幕主出谋划策、打理事务，但由于其职业特性及宾主间的私人庇荫关系，若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智囊团，官员往往要投入高成本，甚至冒巨大风险，透支自己的政治资本。

清代“绍兴师爷”之集大成者汪辉祖曾将幕友的职业道德概括为六个字：“慎交”“自立”“择人”。说得通俗点，即社交活动要慎重、做人做事有原则，宾主关系当适度。毕竟“幕之为道，佐人而非自为，境同离寄，无论所处何地，等是鸡鹜为伍”。不过理论但凡落到现实，往往知易行难，师爷们一旦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就如同吸毒成瘾，拼命攥住不放，终致跌入深渊。故名利场中，历来沉醉者多，而勘破此迷障之清醒者，终归少数。肃门六子之亲身经历便再度印证了这一道理。

有人身陷囹圄。李寿蓉负责核对户部一案账目，公事之余，却知法犯法，徇私贪墨。当时朝廷银库规定只收银号银元，而京城银号普遍存银不足，店主只得上交大钱抵偿，按例户部当一概不收，李却利用职权之便，收取银号老板好处，将大钱归入银库。很快东窗事发，为了避嫌，肃顺挥泪斩马谡，亲自奏劾李寿蓉，将之押入大牢。尹耕云的日子也不好过。郭嵩焘评价尹的个性为“能于背后痛发其隐私，自以为有节义声名，而吾辈终不敢信其心”。可知，在郭氏看来，尹不仅口德不佳，还颇有点好为大言、以邀时誉的毛病。这种伎俩，偶一为之尚可，经常施展难保不翻船。1858年，英军逼近天津，尹连续上书九封，力主抗战，甚至与郑亲王端华在朝堂争得面红耳赤。尹本想借此塑造刚直清流的形象，孰料令权贵之极大反感，迅即被革职遣返。

有人选择离开。王闿运与郭嵩焘，虽都是湖南人，却脾性迥异：王张狂，郭内敛，王极端，郭中庸。如此差异，一起共事，时有摩擦发生。王闿运极力主张严刑峻法整治衰世，故肃顺采用苛政猛法四处“打老虎”，与王的出谋划策紧密关联。换言之，王乃肃顺施政方针的理论设计师。郭嵩焘一直对王的这套帝王南面之术持保留态度。一次，郭赴山东巡视吏治，回京后的工作汇报中，认定该省风气不错，无严重腐败渎职现象。王得知后，则在肃顺面前指责郭嵩焘山东一行既没有挖出“老虎”，也没有拍到“苍蝇”，简直是“公款旅游”。这让郭忍无可忍，加之其对肃顺“操切之政”“颟顸之失”久怀不满，于是辞职回乡休养。正当王闿运自诩遇到明主，可大展拳脚之际，其友严正基手书一份，借唐代“永贞革新”之掌故劝道：“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王幡然醒悟，找个借口，便溜之大吉，任凭肃顺在暴政不归路上愈走愈远，袖手不理。

有人坑苦主子。对于门下的师爷，肃顺有自己的一套培养模式：“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也就是说，先让师爷考取进士，再将其安插于中央部委挂职锻炼几年，最后外放地方，成封疆大吏，从而延拓己之势力范围。在肃心中，最符合自己模式的师爷，唯有高心夔。为了让高早日发迹，肃甚至不惜在科场舞弊。庚申年大考，肃顺正好奉命为殿试收卷大臣，担心有人水平超过高心夔，于是决定从中做手脚。按照肃的了解，高平时才思敏捷，乃有名的文章“快手”。临考之际，肃突然下令缩短考试时间，“下午四时不交者撤卷。”孰料当日高心夔突然手腕酸痛，书写缓慢，“闻催促，乃草缮成”，发挥大失水准。有野史载，当拿到首张所交试卷时，肃“视其名，钟骏声也。通篇七叶半无一补缀”，肃感觉此人乃高之劲敌，马上偷偷塞进自己靴子里。等忙完公务，肃“归邸脱靴，始见之，大骇，即遣骑驰送阅卷处”。阅卷大臣以为此卷必定是肃大人看重的人选，便“投其所好”，“遂以一甲一名进呈御览，而钟竟得大魁矣。”肃见势不妙，“遍觅高卷，乃知亦在撤卷中。”只得列于四等。等到了朝考，早早通过肃顺拿到考题的高氏，再度失常，“又以出韵置末等”，落得个候补吴县知县的闲缺。王闿运后以戏谑道：“平生两四等，该死十三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肃顺科考徇私一事，很快传遍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对这位刻薄寡恩的权臣愈发失望。肃的昏招可谓招致众怒。当然，聘请师爷，本来就是一项须付出极大代价的政治“风险投资”。幕僚如同股票，其行情是涨是跌，除了谋事在人，尚有命定之数。一时失算，倒也正常。不过，幕主最不愿遇到的，便是师爷卖主，背后捅刀。

这么倒霉的事，还真让肃顺赶上了！

“曹师爷反水”

清代另一位著名师爷龚萼认为“幕道”精髓在于：“为幕而贫，清且贵也；幕而富，浊且贱也。良田美宅、肥马轻裘，仅只快于一时，必致贻祸于没世。”然而那些师爷投靠高官，有几人不是为了良田美宅、家财万贯，有几人不为谋取肥马轻裘、高官显爵？功利面前，大多数宁愿抛弃操守，图快活于一时。曹毓英狠狠摆了肃顺一道，正是受利益之驱使。

民初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这般点评曹氏“公孙弘之流，而无其经术，倾险则过之矣”。可见，曹乃典型不学有术之政客。起初他依附于肃顺，便是希望大树底下好乘凉。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英法入侵北京，咸丰北逃热河后，曹隐隐感觉肃顺集团与恭亲王集团渐成水火，于是有意调和。一日，肃顺向曹毓英咨询如何抵御外患，曹道：“太平军、洋人都是皮肤之疾，但如果能主政得人，安内攘外都不为难，眼下主少国危，诚无以定乱。恭王素贤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摄政，庶可挽回。”肃顺听后大为诧异，原视作心腹的曹毓英，此刻竟建议与政敌摄政，遂大声斥责，曹大为沮丧，知肃顺“未可终恃”，遂暗地转而投靠恭王，“日输机密情报于奕訢”，而肃顺竟丝毫没有察觉。待到咸丰殡天，军机处班子大调整。肃顺、载桓、端华三人在未同群臣商议，更未经皇帝签阅的情形下，内定匡源与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曹毓英本以为自己妥妥地入围，谁知由他人染指，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联合南书房及枢部中层干部，以肃顺等人挟制两宫为由，草拟密函，传遍京师。当奕訢集团拿到曹的书信，喜出望外，自此便师出有名，正式启动太后垂帘计划。曹毓英反水，实为慈禧恭王叔嫂诛杀肃顺之导火索。

而此时的肃顺，依然自以为大权在握，高枕无忧呢。

晚景迥异

“八人帮”伏罪后，“肃门六子”之境遇，堪称悬殊。

曹毓英因辅佐太后有功，以鸿胪寺卿授军机大臣，后迁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死后朝廷特意御赐祭文及“砥砺廉隅”匾额，可谓荣极一时。郭嵩焘由于脱离较早，故成功洗掉“肃党”标签，官至广东巡抚、驻外大使。

其余四人则被目为“肃党”骨干，注定半生蹉跎。尹耕云虽再出山为官，始终未能进入部级干部序列。李寿蓉蹲了两年大牢，虽后来复官，已锐气全无，郁郁而终。王闿运先后入丁宝桢、曾国藩诸大吏幕府，高官虽待其恭敬，但碍于王之政治前科，不敢委以重任，故王氏帝王术一直未得施展。当年肃顺最倚重的高心夔，晚景最惨。据说高晚年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左宗棠发迹后，念念不忘当初高心夔救命之恩。待左出任两江总督，急忙为高张罗报捐道员事宜，并承诺安排高赴江南任职。等左抵至瓜洲，下车伊始，“司道以下官，皆渡江迎谒，独不见高来”。左很是纳闷，待至金陵城外，仍不见高心夔踪影。左不能忍，厉声询问下属，其愀然对曰：“高道于昨日逝矣。”左顿时双目泫然，悲不能已。

高心夔去世前，曾留有诗作《中兴篇》：

呜呼受遗左军杰，倏忽谋逆丞相斯。君亲无将与众弃，不济则死忠成欺。国家除恶方务尽，功轻罪重谁敢疑？谬哉区区掷腰领，不睹告庙分封时。

除却替幕主肃顺受诛惋惜不平之外，他也感慨昔日幕友星散各地，境况迥异。恐怕高氏临死也未悟透：肃顺之败，其实与像自己这样的师爷关系甚大。自古靠利益维持的群体，都难以长久。“师爷政治”横行之处，便是暗箱操作、潜规则遍布之地，进而渎职贪腐滋生，派系斗争泛滥，最终将完整的政治机体侵蚀殆尽。

因此，每一拨“秘书帮”的瓦解，其背后不仅牵涉个人仕途之沉浮，也不光影响派系集团之荣辱，更关乎国运之兴衰。若“师爷政治”不除，一帮代替一帮，只是大家轮流坐庄，无法根除政治毒瘤。

是故，“师爷政治”，可以休矣！必须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