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和总体风貌

　　一、元代社会的特点

　　（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国土空前辽阔。

　　《元史•地理志》：“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二）、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碰撞、融合，对手工业的大力提倡，商人地位提高，城市规模扩大。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记》：“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其他城市之冠。”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描写了杭州兴旺的景象：“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匝地人烟凑集。”

　　（三）、文人处境不幸，宗教僧侣享有特权，思想领域活跃松动。

　　二、叙事文学的兴旺发达

　　（一）、叙事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

　　（二）、话本小说的兴盛

　　（三）、戏剧的繁荣

　　1.作品、作家数量颇多。据统计，现存剧本，杂剧530多种，南戏210多种，有名有姓剧作家220多人。

　　2.戏剧题材广泛，演出频繁，拥有大量观众。

　　夏庭芝《青楼集志》：“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

　　杜仁杰在散曲《庄家不识勾栏》：“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的都是人旋涡。见几个妇女向台尚儿坐，又不是还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3.两大戏剧圈、四大悲剧和四大爱情戏。

　　4.南戏与杂剧争妍斗丽和彼此交流。

　　三、抒情文学另有一番景象

　　（一）、诗坛涌现新样式——散曲

　　1.散曲的特性

　　2.散曲大盛于元的原因

　　王世贞《曲藻•序》：“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3.散曲三品

　　（二）、诗词亦有创新

　　1.作家、作品数量相当多

　　2.出现许多少数民族的作家

　　3.鄙弃宋诗而 “宗重得古”

　　四、审美情趣的巨大变化

　　（一）、自然与显畅

　　（二）、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情趣相吻合

　　（三）、大异于温柔敦厚——生猛海鲜和蒜酪之味

　　王举之《折桂令• 赠胡存善》：“问蛤蜊风致如何？秀出乾坤，功在诗书。…采燕赵天然丽语，拾姚卢肘后明珠。”

　　第二章 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

　　引言：

　　钟嗣成《录鬼薄》列关汉卿为杂剧家之首，所谓“元曲四大家”种种排行都未动摇关汉卿的位置。

　　贾仲明《临江仙》：“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朱权《太和正音谱》云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

　　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一、关汉卿的生平和创作

　　关汉卿（1225？～1300？），字汉卿，与已斋叟；大都（今北京）人，其户籍属太医院户，但尚未发现他本人业医的记载。金亡时，尚为少年；入元之际（1271）大概已年近半百。至元、大德年间，他活跃于杂剧创作圈中，和许多作者演员交往，有时还“面傅粉墨”，参加演出，成为名震大都的梨园领袖。他曾南游杭州，撰有《杭州景》套曲，其中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句，可见在元灭南宋、南北统一之后，他还健在。他还创作了〔大德歌〕十首，其中有“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等语，〔大德歌〕是当时刚流行的小令，可知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大德初年。

　　关汉卿一生创作杂剧，多达67种，今存18种，即：《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单鞭夺槊》、《单刀会》、《绯衣梦》、《五侯宴》、《哭存孝》、《裴度还带》、《陈母教子》、《西蜀梦》、《拜月亭》、《诈妮子》。其中若干种，是否为关汉卿原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二、《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一）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二）极度恶化的生存空间

　　（三）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

　　（四）满腔怒火 喷薄而出

　　（五）人间正义的最终胜利

　　三、《救风尘》与关汉卿的喜剧创作

　　（一）下层民众奋起自救

　　（二）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

　　（三）弱小女性的智慧和胆略

　　（四）机趣横生的喜剧性误会

　　四、《单刀会》与关汉卿的其他创作

　　（一）呼唤英豪

　　（二）英豪被害

　　（三）谁救天下苍生

　　五、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一）场上之曲

　　（二）尽快“入戏”

　　（三）注意处理戏剧冲突的节奏

　　（四）擅于设置悬念

　　（五）本色当行的戏剧语言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