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北宋时期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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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是名人辈出。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其中,较著名的文人有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等人,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我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在绘画、书法艺术上,当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汴京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北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

科技文化登峰造极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同时,北宋的文学艺术也登峰造极,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无论文化人才还是文化成果,北宋都可以和历史上任何时代媲美。北宋的皇帝文质彬彬,诗词、书法、绘画无所不通,有的还是艺术大家;北宋的文人士大夫知识渊博,出口成章,著述丰富;北宋的百姓读书成风,举止有礼。在“唐宋八大家”里,北宋就占了六位,北宋的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颗明珠,北宋还开创了理学,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北宋五子”。北宋是文人得宠的朝代,是文化人的天堂,难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宋文坛盛极一时

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北宋是一个诗的国度,更是一个词的国度。宋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它和唐诗并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推动,北宋皇帝个个爱词,北宋文官人人都是词人,北宋民间写词成风,人际交往已经到了无词不欢的程度。

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

史学出现经典巨著

北宋在史学方面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其代表人物是欧阳修和司马光。

在《二十四史》中,有两部史籍与欧阳修有关,一部是《新唐书》,一部是《新五代史》。《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

《新唐书》最初由宋祁编著,因宋仁宗担心宋祁一人难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所以又令欧阳修参与并主持修撰。二百二十五卷的《新唐书》,宋祁一人承担了其中三分之二的修撰。欧阳修作为主持人,对宋祁的劳动成果十分尊重,很少改动他的文稿,并坚持分别具名。《新唐书》体裁完整,既有本纪、列传,又有志和表。《旧唐书》无表,《新唐书》创撰《宰相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和《方镇表》,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

《新五代史》在编撰方法上仿效《史记》,在写作上仿效春秋笔法,刻意简约文辞,以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因此删去了不少重要史料。但相对《旧五代史》而言,《新五代史》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自成书后,读者无不称赞欧阳修的文笔好,其中的一些论赞尤为出色,如《伶官传序》、《宧者传序》等都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不朽之作。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纲,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写作上文笔“飞动”,使人百读不厌,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