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0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十六条 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受理后，应当交由学校学术委员会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开展调查。

学术委员会可委托有关专家就举报内容的合理性、调查的可能性等进行初步审查，并作出是否进入正式调查的决定。

决定不进入正式调查的，应当告知举报人。举报人如有新的证据，可以提出异议。异议成立的，应当进入正式调查。

学术造假怎么举报

2009年5月26日，李连生、束鹏程以名誉侵权为由，分别起诉陈永江、郁永章、杨绍侃等3人，要求对方公开在媒体上赔礼道歉，并分别赔偿两原告精神抚慰金15万和12万元。

不过一般的老百姓都是发到网上，靠网民的舆论来揭发。还经常被教育局搁置。

党员道德行为不端后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否存在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不讲诚信；是否存在生活作风不检点，情趣低俗，贪图享乐，奢侈浪费；是否存在廉洁自律不严，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和土特产，利用婚丧嫁娶等事宜敛财等问题。

如何打击学术造假？

　3月15日，浙大公开对“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进行了处理：贺海波因8篇论文存在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被开除教师队伍；贺海波所在的中药药理研究室主任吴理茂被解聘。打击学术造假，需用重典！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人拍手称快！

　　目前，学术造假、学风不正、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的现象，在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影响非常恶劣。15日，教育部负责人表示，要像体育界反对兴奋剂一样，不护短、不姑息、不手软。

　　打击学术遭假，“重典”不可或缺。然而，打击学术造假，治标更需治本！亡羊补牢，莫如事前防范，社会监督、法律威慑。

　　打击学术造假，当务之急，要彻底清理滋生造假的土壤，改变目前以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导向，建立以论文质量为导向的考核体系，从源头上扭转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

　　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认为，导致大陆教育、科研质量不高的原因，就是有些高校和主管部门喜欢“亩产万斤”，不考虑教育、科研的使命。

　　大多数学科，没有一二十年的积累难以出成果，“板凳坐得十年冷”。但目前各高校考核教师，基本是重论文、论文发表数量和SCI(即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与票子、房子、位子等自身利益挂钩，这些硬性考核指标导致科研人员坐不得“冷板凳”。在无形的压力下，浮躁心态逐渐蔓延，有的教师不是认真搞研究，而是热衷“搞关系”，拉项目，充当“学术包工头”。有的教师一年发表十多篇“核心刊物”论文，而且年底得表彰者，往往是这些学者。

　　打击学术不端，应该建立自律与他律相统一、内部治理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预防惩治体系。学术造假不光是道德问题，仅靠自律难以铲除，必须制定可操作的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建立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对学术道德实行一票否决。目前，教育部已着力构建惩治和预防工作体系，发挥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打击学术腐败，走出“自己人监督自己人、自己人查处自己人”的模式，也有必要。我国至今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打假机构，对政府资助项目的质量和真伪也缺乏有效检验。对造假事件多是学校单独处理，有的院校、科研机构态度暧昧模糊，甚至姑息迁就——近年来，造假事件不少，得到严肃处理的不多。在该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美国在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设立了“研究诚信办公室”，对政府资助项目真实性进行调查，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内不能参与任何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

　　打击学术造假，也需法律支持。在我国，论文作假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解聘和解除公职，与造假成功获得的巨大名利相比，风险很小。近邻韩国，在“克隆之父”黄禹锡造假事件后，不但首尔大学撤销了其教授职务；韩国检察机关也对黄禹锡及其科研小组进行调查，认定他欺诈挪用“政府科研资金”，对其提起诉讼。相比之下，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无法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

　　道德自律不是万能的。只有改变指挥棒，依靠制度约束，发挥社会监督和法治力量，多管齐下，才能使学者不愿违背、不敢违背、也不能违背学术道德，学术造假这个毒瘤才有可能越来越小、直至最终被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