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国蜀汉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

2.如何快速了解蜀汉文化

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蜀地的确是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文化，每次在华夏文明关键时刻，总会撑起乾坤。就像光复会所说的那样，“以身许国，功臣身退”。

那么如何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强大呢？我们认为就是看这种地方的语言同化力。四川普通话非常有区域特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而且容易学。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四川话的人总会让人感觉有一种豪气，这可能就是四川独有的袍哥文化吧。

那么，除了“佛像文化”、“袍哥文化”之外，四川还有三种独有文化。

一种是麻将文化。四川人自己称其为“摆龙门阵”。貌似全国人都打麻将，但只有四川人深谙其精髓。那就是其中的时间停止。只要到了麻将桌上，时间就似乎已经停止了。这个概念，或许许多年以后，大家才会恍然大悟。

第二种是都江堰文化。在都江堰附近的地下，深埋着四头石犀牛。据说有一年，因为施工，其中一头石犀牛被挖了出来，结果当年就发了洪水。后来又把这头犀牛埋回去了。

第三种是三星堆文化。其中有许多谜题至今未解。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终究能揭开古蜀文化的奥秘吧~

3.蜀文化的基本信息

此外，考古人员在营盘山遗址周围还发现了数十处时代相近或略有差异的中小型聚落遗址、时代最早、文明内涵最为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代表了5000多年前整个岷江流域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准。这个遗址比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距今4500-3200年的三星堆，这是整个岷江流域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c、传承至今、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继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成都平原古城遗址发掘之后，2003年，四川省、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基本结束了对岷江流域阿坝州茂县县城附近的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考古工作，营盘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蜀文化“蜀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专指以四川成都平原、岷江流域为中心的源远流长，远在5000多年以前，成都平原、石器、骨器.com/zhidao/wh%3D600%2C800/sign=/.jpg" esrc="http://c.hiphotos、理县、汶川县境内岷江及其支流两岸的河谷台地上，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遗址群.baidu，发现了长江上游地区最早和规模最大的陶窑址和近6万座规格各异的石棺葬.jpg" target="_blank" title="点击查看大图" class="ikqb_img_a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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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6-05-24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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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蜀文化的发展时期

此时已产生了国家。

时代为商周时期。蜀也始见于此时的一些历史事件中。

《尚书·牧誓》中所举的武王伐纣的八国中，蜀为其一。殷代甲骨卜辞中有“……蜀射三百”。

（《龟甲兽骨文字》三、三、八）“贞吴弗其 羌蜀” （《铁云藏龟》一0五、三）。周原甲骨文中也有“伐蜀”的刻辞。

说明此时的蜀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地方强国。此时蜀国的中心区域在成都平原上，疆域范围则“北达汉中，南抵青神” ，约当今陕南和四川中西部。

《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羌在西，蜀在巴蜀。”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益州及巴蜀等州。

皆古蜀国……”。杜宇灭亡年代可能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取而代之的是逆江而上“荆人鳖灵”，后号为“开明帝”（《水经注》卷三十三引《本蜀论》），开明氏治蜀时期为春秋早中期，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

此为第三个时期。此时蜀国的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 ”（《华阳国志·蜀志》）。

考察蜀地的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分为三个既有连续发展性，又有较大区别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

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即与传统的尧舜禹时代同时。这个时期为蜀文化的酝酿期。

第二个时期为夏商——春秋早中期，也即青铜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为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期，这时的商周遗址较丰富，有清楚的发展序列，有一套特征风格鲜明独特的器物群。 这里的山间、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积最大（达7337平方公里）的坝子。

这些平坝平整肥沃，便于灌溉，连同周围的荒山丘陵开成梯田渠堰，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寨，由此形成为“坝子文化”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优劣，并不创造技艺和习俗，它只是给你以机会或是不给你以机会。

四川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为以成都平原为“发祥地”和“中心”的格局，自然因素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说到底，最终还是由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蜀人创造完成的。关于古蜀人的来历，和任何区域的人口成分一样，比较复杂，涉及一个土著和外来移民区分的问题。

应该说成都平原原本有一部分本地居民，他们可以称为土著。但因为情况不详，现在，人们便把最先从西面岷山下来，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视为早期蜀族的祖先。

这样，相对于后来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又同成都平原的原有居民一道，构成了本地的土著。此外，还涉及一个统治层与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的区分问题。

毫无疑问，“蜀地的人们共同体的基本成分本是当地土著”，与统治者有所区别。由于在蜀国历史中，又有溯江而上的濮越、荆楚系统的民族，加入到蜀国的统治层中去。

相对于秦、汉以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也应该视为蜀国的先民。这样，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以及在蜀国疆域内生活的居民，经过长期事融合，便共同构成了蜀文化的创造者——蜀人。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这一通例，经由先后进入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又一件“百衲衣”。

在古代成都平原从文明孕育到成长壮大，直至产生有如三星堆文化那样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周边和外来文化。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

古蜀文化区不仅与北面的中原夏、商、周、秦文化有联系，而且同东面史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楚文化，南面的濮、越文化有关系。正是得此地利和天时之便，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像“一座大水库”一样，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成各种文化的荟萃杂交之地。

可以说，早期蜀文化就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文化杂交”工程的结晶。

5.蜀文化的发展时期

此时已产生了国家。时代为商周时期。蜀也始见于此时的一些历史事件中。《尚书·牧誓》中所举的武王伐纣的八国中，蜀为其一。殷代甲骨卜辞中有“……蜀射三百”。（《龟甲兽骨文字》三、三、八）“贞吴弗其 羌蜀” （《铁云藏龟》一0五、三）。周原甲骨文中也有“伐蜀”的刻辞。说明此时的蜀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个地方强国。此时蜀国的中心区域在成都平原上，疆域范围则“北达汉中，南抵青神” ，约当今陕南和四川中西部。《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语：“羌在西，蜀在巴蜀。”又《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益州及巴蜀等州。皆古蜀国……”。杜宇灭亡年代可能在春秋早期或中期，取而代之的是逆江而上“荆人鳖灵”，后号为“开明帝”（《水经注》卷三十三引《本蜀论》），开明氏治蜀时期为春秋早中期，至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此为第三个时期。

此时蜀国的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 ”（《华阳国志·蜀志》）。考察蜀地的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分为三个既有连续发展性，又有较大区别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即与传统的尧舜禹时代同时。这个时期为蜀文化的酝酿期。第二个时期为夏商——春秋早中期，也即青铜时代前期，这个时期为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期，这时的商周遗址较丰富，有清楚的发展序列，有一套特征风格鲜明独特的器物群。 这里的山间、河谷往往有大小不等的串珠状冲积平原——坝子，成都平原便是其中面积最大（达7337平方公里）的坝子。这些平坝平整肥沃，便于灌溉，连同周围的荒山丘陵开成梯田渠堰，形成一串连绵不断又互相间隔的农业社区与人烟村寨，由此形成为“坝子文化”这一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

文化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因素的优劣，并不创造技艺和习俗，它只是给你以机会或是不给你以机会。四川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为以成都平原为“发祥地”和“中心”的格局，自然因素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说到底，最终还是由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蜀人创造完成的。

关于古蜀人的来历，和任何区域的人口成分一样，比较复杂，涉及一个土著和外来移民区分的问题。应该说成都平原原本有一部分本地居民，他们可以称为土著。但因为情况不详，现在，人们便把最先从西面岷山下来，沿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视为早期蜀族的祖先。这样，相对于后来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又同成都平原的原有居民一道，构成了本地的土著。此外，还涉及一个统治层与本地居民的民族成分的区分问题。毫无疑问，“蜀地的人们共同体的基本成分本是当地土著”，与统治者有所区别。由于在蜀国历史中，又有溯江而上的濮越、荆楚系统的民族，加入到蜀国的统治层中去。相对于秦、汉以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他们也应该视为蜀国的先民。这样，先后进入成都平原的居民，以及在蜀国疆域内生活的居民，经过长期事融合，便共同构成了蜀文化的创造者——蜀人。

人类文明演进的历程表明，“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古蜀文明也正是按照这一通例，经由先后进入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又一件“百衲衣”。在古代成都平原从文明孕育到成长壮大，直至产生有如三星堆文化那样辉煌成就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吸收和借鉴周边和外来文化。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早就指出过：“四川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经济文化区，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中原地区没有联系的。”古蜀文化区不仅与北面的中原夏、商、周、秦文化有联系，而且同东面史前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后来的楚文化，南面的濮、越文化有关系。正是得此地利和天时之便，成都平原自古以来就像“一座大水库”一样，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影响，成各种文化的荟萃杂交之地。可以说，早期蜀文化就是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文化杂交”工程的结晶。

6.什么是“巴蜀文化”

根据考古发掘，四川最早的人类是1951年在资阳黄鳝溪发 现的一个人类头骨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 这个头骨所代表的人种，被考古学家命名为“资阳人”。

根据对 资阳人头盖骨的分析，它属于早期新人类型，比北京山顶洞人原 始，大约生活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大概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四川 最早的人类。 四川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比较多，川东的巫山、巫溪，川西的 西昌、木里、雅安、芦山、天全、汉源，川西北的黑水、汶川， 以及盆地底部的成都、广汉、新津、夹江等130多处均有发现。

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等， 制作都比较精致。 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广汉遗址，特别是80 年代发现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其出土文物更加丰富多彩，已相当 中原的夏商时期，这些丰富的文化遗存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相比有一定渊源关系，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考古学上把它称之为“巴蜀文化”，因为它反映了古代巴蜀地区的文明 进程。

7.三国蜀汉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