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文学与历史具有根本之不同，两者根本不能融合。但是，古今中外，任何优秀的历史著作乃至文学作品都文字优美，发人深省，令人震撼。中国文化的文学与历史更是难分彼此。《史记》、《汉书》等史书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以文学的方式讲述了大量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塑造了无数血肉丰满的历史人物。《史记》最受人们青睐的部分是人物传记,《汉书》也是如此。人们对这两部史书的喜爱,更多的是从文学趣味出发,是以欣赏文学作品的方式来欣赏它们。而司马迁、班固的过人之处,也在他们以精妙的文学笔墨复原了历史中的人性,使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大事记,而充满了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这些充满情感与丰富细节的人物传记,已经越出了历史文本的范畴,侵入了文学创作的领域。正是文学因素的大量渗入,使得《史记》之类的史书成功地赋予历史以灵气与血肉。在西方，爱德华·吉本以其宽广的视野、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和“基督教与蛮族的胜利”这一主题，著成了贯穿并包容了公元2世纪至16世纪这一千三百多年间、以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为中心的、范围遍及古代世界三大洲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欧洲史学史上，把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当作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连接起来，并编纂成如此规模巨大的通史之作，吉本是第一人。但是除了它的史学价值外，它的文学价值更是令人津津乐道。吉本十分注重著作的可读性，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他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对文稿刻意求工、精益求精、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推敲。他的著作不仅有很强的理论逻辑性，而且文字也非常优美典雅。此书通篇词藻华丽凝重，句式整齐，并穿插了许多逸闻轶事，真正达到了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既要摆在学者们的书斋里，也要放在仕女们的梳妆台上。

　　换言之，在近代自然科学兴起以前，历史与文学根本就难分彼此，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尽管卢基阿努斯等人早已提出要区分“诗”与“史”，但是总体而言，历史与文学根本就紧密相通，伟大的历史著作通常写得富有极强的文学趣味和感染力。古时的文学作品如《诗经》等就可以称其为一部历史。而文学趣味的深入,并未影响反而加强了史书的历史价值,因为,这样的史书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还力求尽其所能,于历史事件中推敲历史人物的心灵史。因为历史人物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光单纯地如实叙述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历史作品并不流俗，也具有深沉的历史情怀，从史出发是其根本，只不过表现方式借助了文学作品的成果而已。大史家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说中，史“才”就是缺一不可的，这里的“才”就是著述历史的能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文学的侵入。另一方面，文学也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大量的文学作品都围绕着重大历史事件，加以想像与虚构，从而使情节故事更深入人心。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代法国的《罗兰之歌》、英国的《罗宾汉》等。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它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其中，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等。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然而，无论它是哪种类型，也不管它处于何时何地，文学都有其共同的特点：主体性强，个性突出，虚构与夸张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