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痛恨太平天国一大说法就是近二十年间人口锐减，大多数都是太平军屠杀的。清朝大约在康熙年间突破了3亿人口，很快乾隆年间就突破4亿。很多江浙地区都说因为太平军作乱而人口锐减，甚至陕甘西北地区人口减少都很惊人，到同治后期据说达到1000万以上（当然了解历史的都知道，西北就不完全是太平军了，但也不是全无关系），还有说江浙许多地方当时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都给太平军杀了，整个20年运动下来，全国人口是从鼎盛的4.3亿消失了几千万，可以同日本侵华相比较了（见凤凰网历史频道的太平天国专题）。

且不说有这样想法的人，想没想过当时除了战争以外灾荒的原因。即便单纯追究杀戮的说法，如果追根溯源，江南人民的悲剧恐怕不该是起源太平军，而应该是满清入关的时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不是后人已经忘记了呢？太平军确实杀人，但杀的是不合作的，甚至主要是不合作的有钱人，这跟张献忠在四川是一样地，为了就食和搜集财富。出格的杀戮不能说没有，但没有大范围滥杀。甚至站在满清立场的民众，只要不捣乱，太平军一般都不为难的。但就像当年满清把四川人口减少推给张献忠，所以江南的人口减少后来也就扣在了太平军头上，这也是有“文化传统”的了。清朝对历史真相的动手脚是卓有成效的，一如对明朝历史的涂抹，对比号称“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永乐大典》就知道，乾隆搜集旧书整理国故为名，实际上是顺便销毁对清朝的诋毁。夸张到什么程度？例如王夫之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所有关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误称和一些比较犀利的说法，统统涂改。当然，王夫之这个大学者本身就有不合作态度，他理当是清朝重点审核的“当代作家”，但说明清朝对典籍整理的别有用心，也说明他们涂抹历史是有文化

传统的，对明朝历史，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到太平天国，一脉相承。

谭嗣同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约30年曾到金陵，道:“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另外还说记：“奈何湘军乃戮民为义耶？虽洪杨所至，颇纵杀，然于既据之城邑，亦未尝尽戮之也。乃一经湘军之所谓克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第一段是出自《上欧阳瓣疆师书》，第二段出自《仁学》，均见《谭嗣同全集》。谭嗣同是曾国藩左宗棠老乡，但他没有给老乡打粉。他没否定太平军杀人，他说洪杨军所至亦“颇纵杀”,但“未尝尽戮”，没有屠城。可是在湘军收复之后，却“良莠皆膏之于锋刃”，并“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入湘军”。说的再明白不过。

如果说谭嗣同这个湖南人是一面之词，曾国藩历来以理学孔孟治军，按理不至于如此。我们可以先不取外人第三者说法，先从湘军这边找例子。最终胜利的是满清，要打粉肯定是给湘军打粉，不会给太平军说好话。事实如何呢？如咸丰八年（1858）四月，湘军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对于湘军屠杀平民，官文这样解释：“奴才等查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同时，曾国藩的湘军部将，水师总督彭玉磷还有诗为证：“直教戮灭无遗种，尸涌长江水不流”（《克复九江屠城》）。

再看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赵烈文目睹了这次人间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这个见证人非同一般，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深受器重的幕僚，这些见证出自他所写的《能静居士日记》，赵烈文后来对满清渐渐失望，准确预言会在下一个辛亥年灭亡，真是天才。同样，曾国藩的门生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见他的《十三峰书屋全集》）李榕是著名的书法家，又是进士出身，才高八斗，看不起钻营之辈的李鸿章，宦海浮沉之后也不过回到四川家乡当个教书先生。

然后1864年7月14日（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赵烈文在《日记》中写：“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他在《日记》有总结:“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7月28日曾国藩到金陵，见“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群尸山积”, “白骨山积”,“自五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逾于今日。”曾国藩的门人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是这样记录的：“金陵之克，贼所造宫殿行馆皆为官军所毁。”这些出自湘军众多亲历者的记录应该是铁证如山了，30年后谭嗣同的文章里所言绝非虚假。

清军对太平军俘虏的屠杀也是凶狠残忍，例如《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王崇武、黎世清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记载了1862年5月13日《印度泰晤时报》发表的一封英国军人的信，信中说：“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80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10至18岁的姑娘，无所不有。”

“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强奸，再拖回来把她们处死。有些少女，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这批刽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伤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应该明白了，打着理学孔孟之名的湘军才是真正屠杀江浙一带的主要凶手！曾国藩被誉为“剃头”难道是白叫的吗？我们还可以看他本人的说法，绝非浪得虚名！湘军李元度以江西人多“从逆”提出大开杀戒，曾国藩在回书中批道:“示中所能言者，手段须能之，无惑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可见曾国藩之手段。湘军朱品隆部驻扎在安徽石埭时，到处烧民房、抢财物，使石埭“城乡内外房屋安全者百无一二”，连地方上的“绅耆”亦发出“官军不若长毛之叹。”另外胡林翼也下达过这样的命令：要属下的军兵“见屋即烧，烧一屋即赏一次，无论是民居还是贼馆。” 除军兵外他还安排团练“专管烧屋”，要将“民居贼馆，排队逐层焚烧，逐次烧入，不过三四日可以一空。”（《曾国藩书札·与李次青》， 胡林翼《抚鄂书牍·致余参戎》见《胡林翼手翰》卷上。 均见《太平天国资料》）

如谭嗣同所记，太平军攻城也杀人，但是有限制的，同样有记录。如1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安徽庐州，因城内百姓曾助江忠源守城，太平军遂大加报复，居民人等自尽者十之三四，直至次日中午太平军才“封刀”。这一天多时间内，杀人当然不少。到1月17日全城秩序逐渐恢复，胡以晃入城内后，百姓被征入伍，有的当兵或从事杂务，能识字、读书者得到优待，谓之“做先生”，充当文书、书手。对不愿入伍者，胡以晃贴出安民告示:“工农工商各有生业,愿拜降就拜降,愿回家就回家。”这种既杀人又放人的现象应是符合实际的。

李应珏在《浙中发匪纪略》一书中说：李秀成1861年“初入浙三日后，即禁止杀掠。”沈梓在《避寇日记》中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他询问从杭州城出来的人关于城区的情况，其人回答：“杭州将军自刎，满营官兵放火自烧而死，其余官员之自刎者不少。城中百姓不甚伤。”“因忠王有令不许伤百姓一人，故杭州百姓并不加兵。”石达开攻破江西吉安城时，除歼灭抵抗的敌军外，“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一个文人邹树荣的纪事诗中描写：“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同样他还写有《纪平江勇事》诗，记述湘军在南昌近郊扎营情况：“伐树拆屋摧民墙，妇女逃窜毁容妆……相近数里各村庄，用器食物皆夺攘，关门闭户天昏黄，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妇床。”

太平军的秩序和经济，虽然只是半壁江山，但也比其他地区好不少，“如果没有稠密的人口和持续的生产，是根本不可能生产出如此大量的生丝来的,1862年，截至10月31日，上海出口的生丝比1861年全年出口额还要多23037包，全部来自太平军领地，太平军据有并治理产丝区的时候，丝的生产和出口数目之大为以前所未有，而自从太平军被驱走后，丝的供应立即跌到太平军统治时期的半数，并且次年还更为下降。这些统计数字比任何历史和论据更有力证明了究竟是谁破坏了太平天国以前的土地，杀戮了这些土地上的人民！” （见《塞克斯报告》。塞克斯（Sykes，WilliamHenry1790-1872）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会下议院议员。1862年前后，当英国政府抛弃“中立”的外衣准备武装干涉中国时，作为当时英国官僚中少有的一员挺身而出，抨击英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通过一系列的事实和数据竭力为太平天国澄清真相）。

其实，为了攻城掠地，想不杀戮是不可能的。而当时江南所处富饶之地，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军，几方都在打打杀杀，各地的死伤是惨重的。可不能都归结于太平军，不负责任的拿日军侵华来比喻，简直就是荒谬了。

太平天国最终还是一个理想破灭的金陵春梦。不管他有多少缺点，它的失败总归自身问题要多于外部问题，不是满清对于它的剿杀，实实在在是自身犯了一个个错误，然后才让满清步步得手。这个问题似乎到今天都没能有效的彻底解决。看起来太平天国好像是把外来的东西想移植在中华大地，没有得到适应，其实，正是因为它内部依然充满中国特色，尤其在暴露的国民性缺陷等方面十分突出。

一百六十年过去了，今天再度感叹太平天国。对于人们所争议的民主和专断，平等和阶级，对于一个合理的政权，哪一方面都是不可少的，不是我们理想的东西都是合理的，或者合乎现实的。太平天国遇到的挑战正是在于把传统中华政权进行某种转型，然而有强大的落后习性相阻碍。假若有较先进和开明的人才得以发挥，例如洪仁玕这样的人再多一些，能够完成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可能不至于最后失败。洪仁玕的理想确实当时超越了时代，而且对于后面办洋务的清朝大臣，恐怕都还及不上。事实上即便是洪仁玕，也未能完全施展抱负，结果太平天国不是转型而终究有些扭曲了。

太平天国的陨落在1840年以来带给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管后来的人怎么看，也尽管许多人对太平天国可能是一知半解，看起来流传的资料很多，但能够让人认真了解的却还是不够，何况还有人继续涂抹历史。但这些都无法抹杀太平天国，作为普通民众的不断觉醒和崛起，历史的教育意义是深远的，而且永远都给人启迪和智慧，永远都是前进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