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接连看了《南渡北归》《民国文人的风骨》《文人的骨气和底气》《陈寅恪与傅斯年》等书，集中介绍了民国文人和大师们的求学、从政和治国情况。深感在这些人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人的饱学、济世、独立、宽容和开放等特点。

1.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民国时期的文人、教授大多从前清走来，不少人如丁文江、翁文灏、马叙伦等还获得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功名，他们幼承庭训，童蒙习经，从小受过扎实、系统的国学教育，使他们的国学根基、传统道德、伦理节操如种子一样布进了心田，终生都在滋养着他们。他们成长后，多数人又出国留学，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科学方法和民主观念的教育和熏陶。两种文明的相互映照，最终使他们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以西洋方法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吸纳西洋新知，出入东西，参证中外，成为既“专”又“通”的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一生颠危，终日蹇涩，外侮内忧，社会凋敝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卓绝千古的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先天”原因。

2.求真务实的治学风范对民国的文人大师来说，学术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容不得半点虚伪和马虎，也容不得任何的趋时择利，曲学阿世，这就是那个时代学人心照不宣，自觉坚守的学术气节和道德操守。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文中，胡适总结出的治学原则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成了他一生为学的格言，他后来将这两话连同“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常常写成条幅送人，以引导更多的人去“小心”治学，认真做人。

语言学家罗常培写文章从来就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到滇西鸡足山考察时，见到一部《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来稍加整理即写成了《论鸡足山悉擅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发现了藏缅族的“父子连名”这一文化人类学现象，但手头资料不够，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最终不敢成文。后来他又数次深入滇西，找足了相关文献之后，才写就了《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之后又分别用“再论”和 “三论”系列文章来阐释这一现象，文章充分论证了人类学史上的这一独特文化现象，也回答了南诏国非傣族建立这一历史疑难问题。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的渊博深不可测，享誉中外，然而他总是以“知之为知之”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问。如其文中涉及其钻研不精之处，他通常在旁注释道：“寅恪于音韵之学，无所通解，故不敢妄说”，或注明“寅恪于训诂之学，无所通解，不敢妄说”。为廓清《魏书·释老志》中提及的“种民”一词，他竟费时数十年，直到完全弄懂后方才下笔。

3.奖掖后人的教诲精神民国时期的教授，受业于塾师，学成于海外，和其前辈业师相比，他们所受的教育背景，所处的社会环境都大不相同，因而他们与学生之间，既不乏传统私塾里的师徒情谊，亦存在现代大学中的为国育才的新型关系。他们的身上肩负着传道授业的责任的同时，还多了一种世界眼光和社会意识。

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唐君毅、牟宗三称为哲学大师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他在1943年因看到《新唯识论》后产生敬佩之情，进而开始与熊十力交往的。徐复观当时官至少将，国学根底也自以为了得，便以就教的态度给熊十力去了一信。几十年后，徐复观在台湾撰文回忆说：“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黑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子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后来，熊十力要徐复观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读完后便再次去拜见熊十力。熊十力问他有何心得，徐复观便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的地方，孰料熊十力未等徐复观说完即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 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确实，经过这起死回生的一骂， 徐复观从此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读书态度，他已由浮躁转向沉潜，由20年前对中国文化的厌弃转向热爱、检讨和反思，并进而在日后的研究中开辟出了儒学的一种新境界。

胡适则始终以春风拂面的温暖给学生以关爱和帮助。他当北大校长期间，不少要到美国留学进修的学生因无法提供2000美元的保证金而难以成行。胡适得知后，便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钱来贷给一些青年助其出国，言明希望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他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

这种惠人之举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它超越了阶级、立场和时代的局限，体现的恰恰是为师者的永恒的烛光品格和博大襟怀。

4.开放宽容的治校态度民国时期的大学普遍奉行“教授治校”制度，教授评议会在教授的聘请、辞退、评定和其他教学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校长本身就是教授出身，有的还兼着教学任务，因而校长的决策甚至就是教授们意见的代言，如果得不到教授们的认可，校长们的决策不仅难以施行，校长们的职位恐怕也难保，梅贻琦前的清华大学十换校长，蔡元培七辞北大校长，大多因校长与教授的矛盾而引起。

蔡元培常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部的机关”。在他的倡导之下，北大校园里中西文化兼收并蓄，新旧思想和而不同，教授们的学术观点缤纷万象，蔚为大观。

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两人同开一课，各申其说，而二人又互相偷偷地去听对方的课；黄侃和钱玄同，一讲汉字二十八部韵，一讲废除汉字，两人课堂上互相批评，课后却作揖言好；熊十力与冯文炳一个时期都治佛学，都相信自己正确，一日于二道桥上相遇，互不相让直至动起手来，之后发现观点一致又摆酒言欢；钱穆终生反对白话，但他进北大，却是受倡言白话的胡适之聘……讲课的如此，求学的也是如此。到北大听课的，除了招收的正式学生外，还有注册的旁听生、选科生，更有未办任何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致使有的课堂，临到考试时才知道，听课的全是旁听的；选课的，还有的不是因为同意老师的观点，而是来看老师如何“荒谬”的。

北大的学风、教风也影响着其他高校的校风。罗家伦毕业于北大，他当清华大学校长时，这位国民党陆军少将因试图将党化教育搬进校园而遭师生的抵制。但他在聘任教授时，却不论资历党派，只问学术水平；王世杰曾任北大教授，也任过民国外交部长，可他当武汉大学校长时，法学院教授范寿康大讲唯物史观，“最受进步同学欢迎”，他却视而不睬。

由此也不难看出，为什么那时候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大学却是鸟飞鱼跃、思想勃发，为什么那时候烽火连天、战乱频频，大学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开放让大学成为“大学”，宽容让大学成为“博”学，这应该是大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吧。

5.独立不媚的人生品格作为学人，应该具备怎样的人生品格?

王国维沉湖之后，王最为引为知交的陈寅恪为其纪念碑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感三光而永光。”其实他在写王国维，又何尝不是在言明志。1941年，他应邀赴欧洲讲学，由昆明经香港时，遇太平洋战事而滞留香港大学。日方和汉奸陈璧君得悉后，都来逼他投敌，日伪组织还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制定中小学教科书，他高声怒斥，一概严词拒绝！须知那时的他，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拿不出来！

这同熊十力两次辞绝蒋介石的百万拨款，闻一多治印养家，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大米一样，让人看到的是学人的独立不苟、凛凛傲骨！

面对金钱时，他们能清贫自持，非分不取，面对丑恶和腐败时，他们更能拍案而起，仗义执言，这又是一种比金子更可贵的品格。闻一多明知特务的枪口已对准了他，却毅然表示“我前脚跨出去，就不准备后脚迈进来！”这是何等的大义大勇！傅斯年面对孔祥熙、宋子文之流的贪污腐化，屡屡上书予以揭露，著文予以抨击，终于迫使蒋介石撤了他的这两位姻亲之职方才罢手。这种嫉恶如仇，奋不顾身独立不阿的精神和魄力，闪耀的不正是公众期冀知识分子所应承载的社会良知和正义?!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回忆师友的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他的师友们的做人原则，在谈到他的老师潘光旦时说：

“我这一代人可以想到，要在人家眼里做个好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现在下一代人要不要面子已经是个问题了。我这一代人还是要这个面子，所以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潘先生比我们深一层，就是把心思用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这一点我很难做到。这个问题很深，我的力量不够，讲不清楚，只是还可以体会得到。我这一代人还可以体会到这个问题存在。”

连费孝通这样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大师，都认为达不到他老师的高度，潘光旦、陈寅恪等实在是让人高山仰止。

6.敢于担当的使命情怀自从儒家贤哲将“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士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之后，传统士大夫便责无旁贷地将家国天下的责任担系在了自己的身上，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迁延到近代现代，世逢千古未有之劫变，当时东北、华北陆沉，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群体，民国时期的教授们，他们何以自处，何以处世呢？

历史学家陈衡哲曾对她的女儿任以都说：“我们那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当年青的女儿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时，陈衡哲对女儿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这真是一幅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皮骨的自画像，尽管他们自画的方式各有不同。

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人选择了以言干政的方式，试图在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一点一滴地改造这个政府，通过法治建设，最终将中国建成一个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国家，实现国家的富强。基于这种认识，胡适始终坚持站在国民党外(抗战期间出任驻美大使，当 “过河卒子”乃是应国家之召，“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32年有关“人权问题”的论争，1932年创办《独立评论》，都是他们这种政治理想的伸张。

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则由当初的以言干政走上了弃学从政的道路，试图通过“专家治国”的方式，以其政治热情和专业能力，实现“好人政治”，更新国民党政权，达到强国的目的。据统计，在1933年国民党中央机关的12671名公务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竟有1315名，占十分之一还强；在1935年底国民党的“人才内阁”中，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吴鼎昌任实业部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后任外交部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张嘉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内政部长，教授们一时成了国民党行政院的主角。

冯友兰、熊十力等不愿意从政，他们选择的是著书立说的方式，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的新支点，为民族自信和民族振兴输入精神源泉。和冯、熊等人相比，梁漱溟既是哲学家，又是实践家，他从撰写《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到着手乡村建设运动，再到主动赴延安奔走国共和谈事业，他“汲汲于途，劳碌奔波，所为何事”？激荡在他心中的恐怕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那份理想和担当意识。

也许今天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们的行事方式，也许今人会笑话他们过于书生意气，甚至迂腐犯傻，但哪个时代能抛弃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态度？又有哪个时代能空乏直道而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精神呢？民国时期的教授们就洋溢着这样一种态度和精神，也许是因为如此，历史才记住了他们吧！当然，周作人式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绝不同于他们的所为，就像今天的学人从政难以等同于丁文江们的所为一样，两者是不可放在一起言说的，特别是在“文人风骨”和“独立之精神”等方面，今天从政的文人应该更多学习民国大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