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中人性的和谐
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所以，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他说，《边城》写的是“湘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正因为作者痛感三十年代都市的堕落、乡村的变异，才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发掘边城山民身上那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那颗与天地相谐的赤子“爱心”。人性本善，善的本质所体现出的就是“和”为贵。《边城》通过对亲属之情、男女之情、邻里之情和世态人情的描写，突出的核心是中国人传统“和”的思想，以人与人之间相处来体现一种人性中的和谐之美。
（一）亲人的和睦相处。《边城》中一脉血缘的厚重主要体现在父女情、祖孙情，兄弟的手足情。
1.作者笔下，老船夫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去，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从来没有因身世冷落和影响翠翠，而是“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但他的爱，都因这一脉血缘厚重。
2.天保、傩送兄弟俩同时为爱情抉择，没有为自己心爱的人反目成仇，而按当地人所认可的对歌习俗，公平竞争。“月夜两个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 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 傩送在对岸山崖上唱歌给翠翠听，尽管翠翠还不明白这是唱给她的，但她“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翠翠在梦中、在潜意识里，已经与傩送心有灵犀一点通，并爱上了傩送。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当天保在因老船夫把唱歌的人“张冠李戴”下船渡滩落水而死后，在常人眼里傩送少了竞争对手，机会难逢，但他还是去寻找长兄，使手足之情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
（二）邻里的和气相待。船总顺顺 “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 。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老船夫“凡事求个心安理得”，把坐船人给的零钱托到茶峒里买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一扎一扎挂在腰间或是放在搭船人的包袱上供人抽。在翠翠陷入无辜之后，茶峒城里的人在关心老船夫的去世的同时，给予翠翠这个孤女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安慰：对老船夫有些误会的顺顺带来了白棺木匣子，派人送来了米和酒肉，还准备在事情办完之后接翠翠到家住；就连当初被翠翠母亲拒绝的杨马兵，也来照顾陪伴她……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邻里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人敬佩。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这里的邻里关系没有急功近利的成分，没有利益的争夺，在这块净土上似乎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邪恶强势，有的只是邻里人情，和气友好。
（三）人性的和善本质。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他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而作者笔下湘西这块山城中人的“人性”正是自己在希腊小庙所要供奉的：爱与善，真和美。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他所崇尚的生命之美是未经社会文化所浸染的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是一种和谐之美。

（四）和谐的人生形式。在沈从文所处的时代，很多人还乐观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人性的同步发展，只有沈从文敏感的意识到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间的冲突，意识到社会性和整个人性的背离。并且，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相对理想的人生形式，提供了一种社会和人类自身建造的参照。
“边城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健康的，是寄托着沈从文全部社会理想与美的理想。他用这一“人生形式”去比照边城父老亲朋的博大与混沌，健美与庸懦，去鞭笞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市民的畸形与变态。这也是当时社会所缺失的，更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的和谐。这种“人生形式”是从来就有的，生生不息的，它融化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成了一种人的道德、信念、人情、人性，或者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是边城独有的，别的地方没有，大概也不会有的。人性本源在于爱，爱是最高境界的和谐。和谐是人对人的尊重和友爱，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是他社会理想和美的理想的呈现。
所以说，《边城》的和谐正是在茶峒“小社会”与当时现实社会似有若无的对比互参中获得表现，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观照下获得显现，从根本上体现了沈从文对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和向往。也可以说，这也是他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价值尺度和内涵进行的哲学思辨，对人生状态进行深刻反思的理想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