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看到现在大学里尤其是文史哲学科中，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有太多的随意、任意和轻易。这也许让学生感到很轻松，可是，如果哗众取宠可以获得好评，如果信口开河可以博取掌声，如果牢骚讽刺可以赢得喝彩，那么人文学科教育最好的结果，可能只是培养了一大批“名嘴”和“清客”。我说的这些，看上去都是常识，可是常识却恰恰是基础，而基础最容易被忽略。　　人文学者应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　　当然，在这样的专业知识基础上，你再谈论那些宏大的精神、认同、人格、素养等，仿佛才有力量。专业学术知识往往是你说话的“信用”基础，有如银行要想让人觉得它可靠，得有庞大的资金基础作保证。在此之上你所说的社会意义，才如同可以兑现的“存款利息”，让顾客愿意交钱存款。如果你和普通大众一样，没有知识和专业背景，凭什么让人相信你说的？如今所谓在媒体上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公信力往往来自他是“教授”、他是“专家”、他有“知识”。　　当然，我们除了需要人文学科守住专业的底线之外，更希望人文学者能够介入社会生活，深入大众领域，提出有意义的话题。回顾历史，可以反思的是，为什么欧洲16～18世纪的人文学科如此兴盛？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文学者不需要自我焦虑与自我辩护？就是因为在那个历史的变动时期，他们始终在批判、在追问。他们批判的，是人们希望批判却没有能力批判的；他们追问的，是人们希望追问却无从追问的。他们提出了走出神学笼罩时代的种种命题，论述了理性、自由、科学的价值和民主的政治等等。在那个时代，他们影响了大众，反过来也确立了自身学科的价值。　　曾经，中国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为什么是人文学者一呼百应，能够提出话题、影响公众？这些当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应当做的事情，特别是当你的嘴巴没有被封起来，你的大脑还能够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时候。我一直在说，人文学科不仅要有充满现实关怀的人文课题，要有重建批判精神和思考的能力，也要有高明的学者去占领文化传播的领地。可是，如今的中国人文学者能够有这样的话题吗？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吗？就算你有这样的能力与话题，现今社会允许你放言高论吗？就算让你畅所欲言，你有传达和发布的渠道吗？英年早逝的Bill Readings在其遗著《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中说，大学本来是“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文化传统的，本来是与“展现权力和秩序”的国家意志史冲突的，在这样的冲突下，大学人文学科才呈现出它的意义并且受到重视。可是，当它也匍匐在政治权力意志之下，鹦鹉学舌亦步亦趋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异常声音，而成为权力意志指挥的嗡嗡合唱声中的一个次要声部，当然没有人会关注。本来大学应当是一个纯净的知识世界，可是，现在不仅各种负面新闻把大学弄得声名狼藉，而且充满商业和政治气味的媒体，也已经把大学的人文学科像扭麻花或拧毛巾似的弄得变形，而且他们的发言背后充满了种种动机。　　那么，人文学者还能感动中国吗？难怪有《桃李》这样的小说。　　人文学科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　　我在大学教书，这些年看到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在渐渐衰落。　　我们拿什么来拯救人文学科？请原谅，我还是要再回到最底线、最起码的话题。尽管上面讲的社会关怀、人文精神、自由意志、追寻真理都很好，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仍然觉得要呼吁人文学科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记得前几年，我曾经惊喜地看到在某著名大学有这样一门课程，叫做“人文学科导论”，我满心以为这门课可以解开我对人文学科的内容的疑惑，可是仔细一看，它说人文学科是“智慧”，具有根源性、历史性、特殊性、综合性、经典性。这种空洞的说法听完之后，你知道人文学科是干什么的吗？我只是倒抽一口凉气。　　不要怨天尤人，首先自我反省。有句老话说，“打铁还需身板儿硬”。所以，首先需要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学科的状况。如今，不仅我们的学科内容变得如此空洞无力，而且我们在大学的教学也渐次有如浮云。哗众取宠的插科打诨成为当红的课程，坐在云端不着地的空谈高论成为时尚的风气，以一知充百知的批评撑起横扫千军的高调，钻头觅缝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成为表现自己高明的捷径。一些人若干年一贯制地念诵早就落伍的教材，一些人则干脆满嘴跑火车，根本没有教学计划，把传授知识变成清口或相声。本科、硕士、博士的知识和课程根本没有必要的进阶，好像可以坐电梯，“上上下下地享受”，而一些本来不需要在大学训练的文人风雅，却成了大学最受欢迎的学习内容。如果大学人文学科开设的就是这样的课程，那么何必专门花4年、7年甚至10年的时间，焚膏继晷地苦苦学习？如果大学人文知识就是这些业余可以模仿习得的东西，那么何必还要这些拥有博士、教授头衔的人在这里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