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宋代历史，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演进序列中特有的重要意义。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2]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代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位置早被学术界所敏锐洞察。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希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唐宋”、“宋明”并称，都是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不同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前后历史之间明显的反差甚至“断裂”。

讲前后的关联与递嬗，钱钟书先生曾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谈到区别与转型，又有“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之说。“唐宋”并提，将宋代作为唐代中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变化的整理定型期；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中华帝国中期至后期转化过程中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也有学者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视域观察“唐宋”或“宋明”连称背后牵系的意义，开拓出新的研究理路。将宋代的历史置于长时段中予以认识，有效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力图把握“中国大历史”的黄仁宇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经历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结构调整重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王朝的务实基调体现在方方面面。

《清明上河图》描画了北宋开封繁忙的河运与热闹的街景

从宋代本身的发展来看，大量新的因素出现：生产水平提高，租佃制、雇佣制发展，坊郭户等非主体社会阶层成长，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基本完成，江南由此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于隋唐的科举选官制度，从操作方式到社会影响力在宋代都发生了深刻和明显的变化。新型精英（“寒畯”）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家族与地方社会凝聚力增强。此外，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味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宋代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

认识宋代的历史，还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影响上。

就横断面来看，宋代的统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渗透着，以至于今人还会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