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惯例，中国古代文学被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等若干个单元（或断代）。为什么这样划分？为什么这样断代？学界似乎没有进行过真正讨论，更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说明。乍一看，上述划分以历史朝代更迭为依据，似乎并未作更多思考，但稍加分析又不尽然，因为它并未完全以历史断代而断代文学史，而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朝代放在一起构成了相对独立的联合单元。为什么要这样组合而不是其他，这其中又不能说没有文学研究者的理性设计在内。任何一种惯例都有其形成的原因和根据，我们一方面要思考其合理性，但同时还需要保持警惕，因为惯例以其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往往容易造成对某些历史事实的遮蔽。就文学史断代而言，断代是否准确，单元组合是否合理，牵涉到对相关文学时代发展的认识，尤其涉及到两个阶段文学史研究能否接榫、如何接榫的问题。有时候惯例制约着研究现实，研究者又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迎合强大的惯例。如此一来，两者就有可能合力导致文学史研究与原生态的文学发展产生隔膜。我认为“先秦两汉文学”的断代就遮蔽了先秦文学和两汉文学各自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先秦是一个文学尚未充分发育的时代，学者已有论及，这里主要谈谈汉代文学的独特性及其研究时如何破除惯性而与先秦文学进行有效的剥离问题。

　　先秦原本就是一个文学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时代，秦朝焚书坑儒实际上斩断了文学由先秦通往汉代的发展脉络。汉王朝广开献书之路，这才有了刘向父子“领校秘书”的划时代工程，但汉代人在整理校勘的过程中其实已经于无意中将先秦文献打上了汉代的烙印，一定程度上使先秦文献发生了淬火后的失真。近年出土的先秦文物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曾一度以汉人加工整理过的所谓先秦文献为原生态先秦文献，并以此来接续对汉代文学的研究，那么由此所呈现出的两段文学史的接榫就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汉代文学研究中大家关注的主要是四种文学体裁，即散文、赋、乐府民歌、五言诗，流行的研究中几乎每一种都要与先秦文学挂钩，通过寻找大体相对应的部分来比较、讨论其发展，这就有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楚辞与汉代辞赋，先秦历史散文与马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与汉代政论散文。然而，由于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充分，研究实践也存在种种难以自圆的扞格。

　　例如把《诗经》与汉乐府民歌放在一起，以此来看汉代乐府民歌是怎样在《诗经》开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下反映新时代的。从《诗经》说到汉乐府，把汉乐府看作《诗经》的后继者是有其合理性的，它与我们研究思维中的民歌情结十分合拍。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困惑：《诗经》是民歌吗？汉代文献明确记载了汉乐府的出现，但汉代人记述的《诗经》的结集却很难让我们真正相信春秋以前也真的和汉代一样会有政府派专人来负责搜集整理民歌。还有，一进入汉代，《诗经》就成了不刊的经典，从未有人把它看作一般的民歌。我们一定说它是民歌，汉代人会同意吗？如果这个判断不符合汉代实际，而我们偏要把两者勉强续接在一起，这样得出的研究结论就大有问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饥者之歌和劳者之歌，任何时代都有关注现实生存的作品，但我们决不能简单认为后面出现的就一定与前面有关，更不能简单肯定说前者对后者产生了什么影响或后者对前者有什么继承，有时说得越肯定可能离事实越远。

　　再如从楚辞到汉赋。笼统而言，楚辞对汉代文化确实产生过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王朝开国时期的重要成员大多是楚人，用楚语、写楚地、名楚物、诵楚声构成了以汉王朝核心成员为代表的汉代基本的文化资源、文化认同和文化依赖。因此，汉代从整体上接受楚文化包括楚辞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楚辞也并非铁板一块，屈原不同于宋玉无需辞费，即使同属屈原作品的《离骚》和《九歌》实际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而说到汉代辞赋，它分若干类别，散体大赋无疑是其代表，以往研究多笼统地谈屈原作品对汉赋的影响，实际上屈原之后宋玉等楚国宫廷文人创作对汉代散体大赋的产生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屈原的身世遭遇确实对汉代文人产生了震撼性影响，《离骚》为汉代文人提供了抒发“士不遇”情怀的范式，骚体赋应运而生，而屈原对其影响则侧重在精神倾向方面，《离骚》特别是《九歌》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以楚地民间文化为底色的，而汉代骚体赋则缺乏这种浓厚的民间色彩。因此，联系由先秦到两汉的文学发展，楚辞和汉赋肯定是不能不说的话题，但要明确研究前提，体察两者之间的细微和曲折，大而化之，往往容易出现偏差。

　　再说散文。从汉代政论散文而追溯至先秦诸子散文也是没有什么可靠根据的，倘若这样研究，那既不合历史实际，也难找到实质性的价值和意义。史传散文的情况与政论散文有所不同，研究者自然不免通过上溯而进行比较。最有代表性的是《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书中涉及大量的先秦人和事。所以以往教学或研究时，人们一定要把《史记》的资料来源论述一番。《史记》从包括《战国策》在内的先秦典籍中取材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的写法与《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写法已经大为不同，无论从结构、篇章、语言、叙事乃至内在精神等等，《史记》都是自出机杼，可以说，此前的任何文学作品和具有文学因素的历史著作，都没有达到甚至没有接近《史记》的文学水平。它的创新是任何研究者都能体会出来的。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也一定要从先秦历史著作中努力挖掘其继承和借鉴，那文学研究真的就很难实事求是，很难定位和评价了。

　　再比如说被目前通行文学史筛选出去的实用性文体，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却在文人的写作生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两汉是文体的发生和成熟期，至东汉，中国古代文体的基本格局就奠定了，而大多数文体形式在先秦时期是很难找到相应的继承对象的。汉代何以呈现文体“大爆发”，其实际情形是怎样的，究竟是怎样的土壤促发了这种萌动，当时的社会和文人是如何“接受”这些书写形式的，这些文体呈现出怎样的动态发展，与我们通常划定的“文学性”文体发生着怎样的联系，对文学观念产生着的影响如何，等等，都需要研究者抛开对先秦的习惯性追溯，以真正“贴近”的姿态去触摸才可能有满意的答案。退一步讲，哪怕我们有意识的“纯化”文学史研究，强调“文学性”因素，上述应用文体作为无法回避的历史参照也有待我们“知己知彼”。

　　总之，先秦文学与两汉文学各有各的内容和特色。汉武帝以后，汉王朝从意识形态到文化发展的全面创新，都决定了汉代文学的新起点和新发展。因此，一定要把汉代文学和先秦文学一一对照挂钩，势必造成先秦文学研究的困难，进而也使得两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不能得到有效的衔接。现行的先秦两汉文学单元一定程度上把两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搞得过分密切，而相对忽视了两者的差异性和独立性。我们虽然不能说“先秦两汉文学”的断代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形式上的密切有时会过分强化两者的联系，如此非但历史的丰富性无法呈现，相关的研究也有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