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可分为六期，即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末期，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其中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成就最高，好像处于两个波峰；而北宋初期与南宋初期都对前一期文学进行了总结和革新，并为两个高峰期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相比之下北宋末期与南宋末期沿袭大于创新，总体上成就较差。

宋初人文历史

宋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它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得到了宋代作家的热情响应。道统与文统紧密结合，使宋代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现实，题材风格趋向于通俗化，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至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剧、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北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接受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采取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有力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语），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是经宋人改造过的新儒学。理即道理，理学也就是道学。宋代的理学家，有著名的“北宋五子”及南宋的陆九渊、朱熹等。在宋代，理学思想主要还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著书立说，以弘扬己学，排斥异己。北宋新学、旧学之争，蜀学与洛学之争。南宋朱熹与二陆之争，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理学与宋代文学。北宋初叶理学先驱人物在反对浮艳文风中的积极作用。理学家重道轻文主张的不良影响。

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对文与道的关系，宋人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以载道说十分盛行。“文以载道”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宋人尚理，诗文中的说教意味比较浓厚。

宋代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从而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幅增加，除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造就了许多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宋代文学最重要的主题，诗文作品的政治功能明显加强，这就使宋代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同时，宋代诗文中议论成份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不独表达政见的奏议文是这样，就是亭台记一类的古文，宋人也照样大发宏论。议论不但充溢于各体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诗中议论的成败得失。议论是有宋一代的风气。

二、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宋代国势衰微，军力孱弱，对外战争总是败多胜少。宋王朝从建立以至最后复亡，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官僚机构臃肿，财政枯竭。严重的内忧外患，使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希望通过革除弊政、刷新政治振兴国家。

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多有忧念国计民生之作。宋代作家在表达个人抱负时，也相当拘谨、收敛，不像唐人那样豪壮狂傲。宋代的思想控制较为严密，加之党争激烈，文人著文作诗，顾虑较多。宋代诗文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诗文中那种昂扬奋发、潇洒浪漫的气息。

深沉的忧患意识，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爱国主题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宋代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外患不断，宋代作家对爱国主题格外重视。北宋时期，以爱国为主题的佳作层出不穷，如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苏舜钦的《庆州败》、王安石的《阴山画虎图》等等。南宋时期，爱国主题更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陆游、辛弃疾等英雄志士的激昂呼声。正是他们的作品，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此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是宋代文学最值得称颂的历史性贡献。

三、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情趣

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出现了有机融合。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宋代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他们在热情参政的同时，又非常注重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积极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宋代诗文的情感强度不及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宋代禅宗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事功。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随之而来的，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辩，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辩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实现了宋诗对唐诗的新变。

四、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宋初百余年间，国内比较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城市经济繁荣。北宋的汴京及南宋的临安，都是南北方著名的大都市，士大夫生活优裕，享乐成风。宋词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密切相关。适应市民需要的说唱文学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

词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入宋以后，新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代纵情享乐之风盛行。诗文和词在宋代有了明确分工。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社会的广泛需求对词人创作热情是一个极大的刺激，促使文人从事词的创作。

五、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整合；散文风格的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文风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宋代古文空前普及，作家队伍日趋壮大。宋诗对唐诗的因革：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宋词在词史上达到了巅峰地位，前代无法匹敌，后世难以超越。辽金诗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