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 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
于自己的观照之下，加以艺术的再现。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迁称，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司马相如和司马迁，一
个是辞赋大家，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
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在大赋中，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都要囊括包
举，细大无遗，无远不届。在史传文学中，天文地理、中土域外、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远至黄帝，近至当世，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三教九流、诸子百家，
各类人物纷至沓来。就是篇幅有限的郊祀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汉代文学
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 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
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
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
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
是主要潮流。“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
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好高尚 义、轻死重气的品格，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并产生了许多愤世嫉俗、锋芒毕露的作品。

　　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在表现士人的进取 精神时，把圣主贤臣的结合作为自己的理想，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士人的命运还和所处的时代、形势密切相关，汉代文学对历史机遇和个人命运的关系作了形象的展示和精辟的论述，《史记》及许多抒情赋在表现历
史发展必然性和个人命运偶然性两者的关系方面有较大的深度。对于古代士人来
说，在仕途上成功的少，失败的多，成功者固然有成功的喜悦，失败者难免有落魄的感慨。在抒发人生的失意和抑郁之情时，汉代文学也显示出历史上升期的特
点。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创作主体的幽怨和不满，但罕有悲观失望的没落情调。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代文人所感慨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汉昌盛时期，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
都是以“遇”和“不遇”为主题。而从西汉后期开始，文人的慨叹更多地集中在
命运方面，正如扬雄所说“遇不遇命也”(《汉书·扬雄传》)，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
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作品就属于这种类型。

　　西汉朝廷是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短暂的楚汉相争而建立起来的。批判秦朝 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
重要内容。从贾谊的政论、司马相如的《哀二世赋》，到司马迁的《史记》，都贯穿着对历史的批判精神。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
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
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从王充、王符等人的政论，到郦炎、赵壹、蔡
邕、祢衡等人的诗赋，批判精神日益强烈。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讠韱讳
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
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 和力度。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汉初的枚乘、庄忌、邹
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
纵横家的品性。从武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
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