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历史方面的学术用语:文明,它在历史学上的定义是什么,他的判断标准及其依据是什么。
文字的使用,城市的出现,贫富分化的出现。这是我们湖北黄冈地区使用的历史教材,好像是人民出版社的吧。必修一第一面第一段的一句话。定义的话要翻我们的政治教材必修三,不好意思我不记得了,政治不好。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文明就是告别野蛮,人类,有知识,有文化,会生活,有一定的目标。
学术乃文化之核心。出自哪里?
梁任公曾说,学术乃文化之核心。 任公先生把学术看成是文化的核心,是有道理的。人类文化之传承,一方面靠口说、示范,即言语、行为;一方面是靠文字、器物。而自有文字始,人的思想、言语、行为及其所用器物,皆可笔之于书。因而,文字之传承功能要比口说与行为等范围更广,效用更大。言语、行为只能直接传授,而文字则可间接传授。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少数人;而间接传授者,可及于千百人、千万人。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两三代人;而间接传授者,则可绳绳墨墨,由古及今。学术是以文字传承文化之最重要者,其所含知识、信息、思想、理论、方法等等,乃经历代学者精思、磨洗、锻炼而成,是文化之精华。按,《说文》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效”即是仿效,即是传承。“术”,《说文》谓“邑中道也”,指道路,引申之,则门径、方法等义皆在焉。前人将“学”与“术”合为一词,我想可否理解为,学术是从累代所积之经验、知识中,求出通向未来的途径。如此,则学术必关乎社会、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所以,历代学者一向以学术、道义一身肩之。当然,像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纯属吹牛皮,说大话,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作为学者,以淑世的责任心与使命感自励,当是应有之义。 姓名:梁启超 别名:任公 生辰:1873年2月23日 民族:汉 忌日:1929年1月19日 籍贯:新会 地区:广东 国家:中国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3日(五月十五),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将,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立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猛烈抨击,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依附段祺瑞。他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梁启超拥段有功,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