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识分子这个称呼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提出的,其含义是什么呢

“知道分子”的来龙去脉

2007-8-6 南方报业 赵勇

正端着架势写一篇大文章。大文章里用到个小词，名曰“知道分子”，却不知道“知道分子”从何而来，便忙忙查资料。

这一查不要紧，原来它的发明者直指王朔。据说王朔在2000年写有一文，题目就叫《知道分子》。我从网上找来此文一读，果然有趣。他把那种“抄惯了别人的宏论”，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学者调侃一番挖苦一番之后，还嫌不尽兴，便在文章的末尾加了个“附注”，注云：写伟人传记的；为古籍校订注释的；所有丛书主编；所有“红学家”和自称鲁迅知己的，这些当然都是“知道分子”。次一等的他也没放过：好提自己念过多少年书的；死吹自己老师和老老师的；爱在文章里提他不认识的人和他刚看过的书的。最后，他干脆列出了“知道分子”的代表刊物和代表作，它们是《读书》和《管锥编》。

毫无疑问，“知道分子”在王朔那里是贬义词，但2002年之后，“知道分子”一经媒体征用，词义遂大改，词性也大变。资料表明，媒体的始作俑者应该是《新周刊》，该刊于2002年3月15日刊登“向知道分子致敬”之专题，不久又专辟“知道分子”栏目，并启动了“知道分子工作室”。2003年，《新周刊》评出“知道分子”的年度代表五位：主持《华山论剑》电视直播的清华大学美学教授王鲁湘、海湾战争期间在央视分析评论战事的张召忠、担任某著名电脑形象代言人的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时事开讲》的曹景行。还是《新周刊》，其后的“知道分子”年度代表如下：2004年：吴思；2005年：王受之；2006年：李银河。与此同时，《新周刊》也开始行使“知道分子”的阐释权，它说：“知道分子”是对一个新的社会精英群体的指称。他们无所不知，到处发表高见，把自己的名声当做品牌经营，把知识当做资本投向市场，既向社会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也从社会获得回报。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的，但没有知识分子那些迂气、酸气。他们通达灵活，善于合作，特别懂得如何处理头脑中的知识。显然，这个解释已颠覆了王朔的释义，“知道分子”得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不过，以上释义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媒体。在我看来，“知道分子”应该是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时代的产物。他们确实是从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出来的，而恰恰是媒体固定了这种分化，知识分子因此也由“思想者”变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行动者”。按照班达（Julien Benda）解释，传统知识分子是以“思”为其基本特征，以“忠实于理想”为其基本信念的一群人，这样一来，书斋很可能就是他们工作的唯一场所。然而，班达的观点却遭到了萨特的强烈批判。萨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去征服、占领和使用大众传媒，应该为报纸写作，应该在广播或电视中发言。当然，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左拉开创的知识分子新传统在他那里得以发扬光大。

这么说，萨特应该是西方“知道分子”的先驱？非也。萨特虽然深度介入了媒体，但他是为了更好地“向权势说真话”，而他那种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也确实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回头想一想我们这里的“知道分子”，他们似乎还缺少萨特的气节和豪情。所以，“知道分子”显然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土特产。

但是，似乎也应该看到，“知道分子”的横空出世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当代走向惊人相似。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从左拉到萨特所树立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到重创，结果知识分子纷纷“转业”，开始重新寻找和调整自己的位置。随后，描述知识分子的新称呼便不断出现。它们是：专业知识分子（福柯）、阐释者（鲍曼）、专业人士（萨义德）、电视知识分子（布迪厄）。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分化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过十多年的积淀，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终于修成正果——他们变成了“知道分子”。这既是命名也是正名，同时还是合法拥有某种“象征资本”的标志。窃以为，这一称谓比福柯等人的说法更达意传神、更痛快淋漓，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呼之欲出。

分析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的演变图，甚至分析“知识分子”由“褒”而“贬”或者“知道分子”由“贬”到“褒”，很可能是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因为那里面隐藏着十多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变迁的诸多秘密，知识分子的心态、状态、姿态、生态等亦可从中窥其大概。只可惜，像这种博士论文之类的题目，让我这篇小文简直不知如何下手。

那就就此打住吧。想起英国的富里迪曾写有一书，名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要是搁到中国，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他们都当“知道分子”去了。

（作者系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2.布尔迪厄的电视理论内容

皮埃尔•布厄迪尔：《关于电视》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研究生 高红波 [人物简介]皮埃尔•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任教于法兰西学院，当代批判社会学的主要代表。

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

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

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包括：《反思与实践》，《关于电视》，《区分》，《学术人》等。

他在理论上有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布尔迪厄的影响跨越领域边界由学术圈蔓延至媒体乃至一般大众，《关于电视》这本书就是一个范例。

[正文] 《关于电视》是根据布尔迪厄1996年在巴黎电视一台两次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的，是一本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演讲录。这本除去附录不足5万字的小册子刚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在此期间该书一直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一、《关于电视》的概述《关于电视》一书的编排结构由两部分组成：“正文”和“附录”。正文部分根据1996年3月18日布尔迪厄所作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整理而成，由《台前幕后》与《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两篇文章组成，这两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附录部分由《新闻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提纲》、《新闻与政治》三篇短文组成。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正在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和法律等文化生产形成巨大的危险，揭露电视的象征（或符号）暴力，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进而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

于是，他采用极具破坏性的“颠覆观察研究者与研究的世界之间的自然关系，使那些通俗常见的变得不同寻常”的“参与性对象化”方法，①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正文第一部分《台前幕后》，揭示了小小荧屏运作奥秘，幕后预先的审查、筛选及电视图像、电视话语的炮制工艺；第二部分《无形的机构及其影响力》则具体阐释了电视是如何控制传媒又同时受收视率的掣肘，它的社会功用又是怎样受到经济效益的异化，致使批判性沦丧而助长了“象征”的暴力。

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跨越了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阿多诺早就发现，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②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中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化会促使曾经作为理性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蜕变未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为促销的手段。布尔迪厄在这两个方向上进一步追问，他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

这就构成了《关于电视》一书的两个基本主题。其一，本应成为民主工具的电视蜕变为象征的（symbolique）压迫工具。

其二，商业逻辑对电视进而通过新闻场对社会各方面的侵蚀。二、电视的“台前幕后” 布尔迪厄说，电视的“台前幕后”隐含着许多秘密，希望“与记者联合起来，去思考、去探寻共同克服工具化威胁的途径”。

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看不见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体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

除了政治审查外，还有不可避免的经济审查，这些审查遮掩着匿名的、看不见的机制，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从社会新闻入手来解密电视幕后的机制。

首先，社会新闻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为了抓住公众电视新闻会把血和性、惨剧和罪行作为头条。这种“公共汽车”式的新闻不会触犯所有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不会产生意见分析。

然而，对于把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唯一来源的观众，这些空洞无聊的新闻占据和垄断了他们的头脑，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消息。其次，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成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悲剧性的特征，这种做法必然产生政治危害。

这是因为电视影像的特殊。

3.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存在

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存在的，并且是万万不能缺少的。

因为这一群体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英、社会发展的保证。若是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那就不能忽视经济规律的存在，即：物以稀为贵，滥之则贱。

是你需要工作的话，竞争之中高薪是不现实的，要是工作需要你，征求之下低酬就是无可能的。闻言本科加高级职称，月收入仅千余元。

这说明身份与职位不匹配，该职位就值这个价，它不要高身份，只需能胜任。其实有中等学历即可。

因为大学毕业的都想做办公室职员，求职人众、岗位奇缺。1000多点，聊胜于无。

说起开车的司机一年2万多，其实你也能，而且会更好。问题是，都大学本科毕业了，你会去当个初中毕业都能做的汽车司机吗？掌握许多证书可以说明知识的渊博，但知识成为力量的关键是：除了能说，你会做什么？因为证书可以表示你拥有资格，但无法证明你具备能力。

如果你既能说又会做，那么即便开车做司机，也比初中毕业的一定强。

4.电视的变化

一 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传媒之间彼此竞争的历史进程中，电视可谓领尽了风骚。

电视艺术凭借着承载媒介的技术优势，也在20世纪各门类艺术的消长变化中迅速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力：她先是把古老的戏剧艺术从城市挤兑到乡村，然后使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而走向边缘化，它甚至还威胁到同为动态影像艺术的“胞兄”电影的生存空间，将电影院弄得门庭冷落车马稀，器乐、歌舞与流行歌曲以及其他传统表演艺术，都不得不改变着自己的容貌以顺应她的脾性。同时，它又兼容并蓄地收揽和利用这些传统艺术的审美资源。

一时间，大有并吞六合、囊括四海的气势。直到80年代中期，人们还乐观地认为：世界目前仍然处于这个不同凡响的、威力强大的传播媒介的史前期[①]。

电视，前程尚未可限量。 然而，世事如棋局局新。

当历史走近新旧世纪的交接点时，电视已经无法忽视来自两个方向的严峻挑战：一方面，当此世纪回顾之际，各艺术门类纷纷检索自己府库中那些公认的经典名作——拥有如此经典，乃是一门艺术成熟的标志。相形之下，电视艺术难免羞涩——尽管她可以用年轻来作为托词，却仍然无法掩饰自己在精神深度和美学精度上难以与文学、电影等艺术比肩的愧意。

电视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所具有的那种平面、浅俗的特点，她那种追求受众“最大公约数”而忽视作品深度的本性，使她受到了精神文化界人士的强烈批评。如何突破平庸趋同的藩篱，走向深刻、精雅和个性化，是日益走向成熟的观众向今天的电视艺术提出的考问。

另一方面，瞻望前路，现存电视生产与传播模式在技术层面上所具有的优越性，也面临着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多媒体电脑互联网络等新媒体的严峻挑战，现存电视生产与传播模式所拥有的那种占据公众信息传通要路津和注意力焦点的地位，将可能在新世纪的传播格局中风光不再。 显然，面对新世纪的文化生态格局，要顺应新的媒体环境，求取自身发展的更大空间，电视艺术的从业者们就无法回避上述两个问题。

而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似乎如同一组联立方程式——在这样的联立方程式中，前一个问题的解答，可能蕴含在后一个问题的求解过程中。 二 迄今为止，人类传播方式经历了三次大的革命性变化：第一次是由口语传播向文字传播的飞跃，第二次是文字传播向电子传播的飞跃，第三次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电子传播向网络传播的飞跃。

电视是文字时代与网络时代之间威力最为强大的一种电子传媒。自1936年12月英国BBC广播公司在伦敦的亚历大宫开始人类第一次TV广播以来，它淋漓尽致并出类拔萃地展现了自己作为一种新兴大众传媒的品格：在生产制作阶段，以集团化组织方式进行的批量化生产；在传播过程中，以“点对面”方式进行单向度的传输；在受众形态上，受众数量巨大、处于匿名状态、进出自由、有“传”无类……这样一些大众传播受众群落的一般特征，都在电视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得到了显著的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存电视文化形态是传统大众传播发展的最高阶段，她将大众传播的典型特征发挥到了极致，并因此成了迄今为止在公众生活中影响最大的媒介种类。正如日本电视社会学家藤竹晓所说的那样：“如果忽视电视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无法谈论20世纪的社会变化……可以说，世界正处于通过电视而谐振的时代。”

然而，人们或许有必要追问：当世界经由电视而实现这种“谐振”的时候，是否可能付出了某种代价？现存的电视生产与传播模式，是否如同现存的物质生产模式损害了自然的生态平衡一样，为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态带来了某种负面的效应？ 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看来，电视难辞此咎。 这部分知识分子，并非仅指人们熟知的大众传播研究中的批判学派——其阵容要远为巨大。

它包括为数众多的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也包括像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这样的经济-政治学界人士。布氏曾在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一书中，列举过当代美国面临的二十个问题，其中的第16项是“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而在他看来，“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

因为电视在内容上遵守“恶币驱逐良币”的来欣定律，为了吸引最大量的观众而日趋下流，在效果上则遵守“供给决定消费”的伊萨定律，迎合媚俗而导致社会腐败颓废。在中国，同样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和思想家对于电视的社会影响提出过严峻的批评，他们抨击电视让人趋向时尚而失去自我，以单调的文化快餐将一代人喂养成为缺少文化个性的“类的存在”。

韩少功90年代中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心想》一文突出地表明了这些作家对于电视产生的负面精神作用之深切忧虑。在他们眼里，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色味诱人但营养不一定很高的文化快餐之后，“直到最近，电子传媒还没有露出医生的脸容，劝告人们节食，恰恰相反，它不断鼓励浪费，暗暗鼓励文化的暴饮暴食。

它解除了文字对文化的囚禁，把识字和不识字的人统统吸引到它的面前，纳入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样式综合，以几个以至几十个频道的天网恢恢，把许多人的闲暇几乎一网打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