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一书是作者以美国为背景对规模扩张时期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的界定、高等教育为谁服务、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等问题所作的哲学层次上的思考与澄清，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教育今天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这场变化的实际仍有着理论指导意义与借鉴意义。
【关 键 词】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基本理论/哲学思考

20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艰难时期”、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季”。从表面上看，由于美国国内种族和人权运动、侵越战争、经济衰退、校园学生运动的接连爆发，使得人们开始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而实质上，60～70年代是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型向普及型阶段的转变时期（可称之为转变时期，或规模扩张时期），由于学生数量上的变化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质的变化，新型的高等教育必然对原先意义上高等教育的理念带来冲击，诸如高等教育的界定、高等教育为谁服务、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高等教育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等问题，迫切需要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在哲学层次上澄清认识。
《高等教育哲学》正是适应这样的要求而产生的。该书以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为背景，深刻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平衡问题的两个方面。由于作者抓住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且从哲学层次上来思考，因而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教育今天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这场变化的实际仍有着理论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布鲁贝克的哲学思考进行述评。
一、如何处理高校与社会（政府）的关系
这是高等教育由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后，高等教育首先面临的问题。正如马丁•特罗在《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中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系统越庞大，与政府的关系就越重要，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情况就是如此。它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几乎是高等教育唯一的资金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问题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1]由于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各有其针对性，因此作者分而述之。
学术自治即学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教师广泛控制学术活动，这种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在精英主义教育阶段、在高等教育处于“象牙塔”中时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高等教育日益卷入社会事务中后，学术自治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了。就象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由于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以往完全由教授们决定的事现在不能完全留给他们决定了，政府机构和国家更多地参与学术管理。“权力中心从大学内部转移到大学外部，从学术界转到公共领域”[2]，随着高等教育转到社会中心，大学“从历史上的特权和豁免权地位转移到承担义务和责任的地位。”[3]
在高等教育内部学术管理问题上，由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机构必须由专家和校院外人士两方面组成，那么谁拥有最后决定权呢？一派观点认为由外行掌握着财经大权的董事会决定，但是，尽管传统的自治受到各种侵犯，但学者团体仍然力求获得所属真正专业团体的自治权。如此看来，大学是处在统治阶级的控制与学者们永无止境追求真理之间徘徊。
学术自由无论从认识论的、政治论的、道德论的观点看，都有其合理性的基础，学术自由是通向真理的最恰当途径。但是，在高等教育的扩张过程中，政府对学术不仅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助，而且还对研究加以干涉，“今日的学院和大学已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之中，常常卷入人的价值。”[4]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学术自由呢？学院和大学对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应该采取中立态度而放弃自由？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应当是有限度的，“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会成为灾难”。但不可否认，大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因此，作者认为，在社会与高等教育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学术自由既要对社会进行谴责而与此同时又要对社会负责”[5]，那么如何处理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呢？解决的方式有：(1)划清言论和行动的界线；(2)把运用学术自由进行教育改革同进行社会改革区别开来；(3)对学术中立弃之不顾，让学说进行充分的辩论。
二、高等教育为谁服务
在高等教育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前，它的服务对象一般只限于少数学术精英。这时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权。但当20世纪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后，情况发生了转变。由于高等教育在分配职业阶梯上的等级和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责任，接受高等教育从少数人的特权转为社会让每个适龄青年公民的一项权利，人人都应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维持高深学问的水准呢？同时，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经费”[6]，因此，如何保证质量及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之后所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作者在“少数人对多数人”、“高等教育：权利还是特权”、“英才主义与平等主义”、“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标题下探讨了问题的历史渊源、理清各种观点的来龙去脉及哲学思考，最后认为，解决质量与高等教育机会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设立两种水平的高等教育，应创办初级学院之类的新型机构，因为它既可以为四年制学生提供学术性学院头两年的课程，还可以提供咨询服务和补偿性、职业性的训练，并向青年和成年人开放继续教育。作者指出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以后，高等教育与中学后教育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质上的。因此，不应该因一些新型大学的学术水平低就轻视它们，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多样化的，必须具有某种灵活性以适应这种转变的需要。
三、高等教育应确立什么培养目标
该书第五章“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实质上探讨的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之后的培养目标问题，其焦点是进行普通教育还是进行专业教育。
作者从普通教育的古典先驱——自由教育的由来谈起，即自由教育是指对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的教育，指出自由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阶段最少数人的特权，自由教育的本身是发展理智，目标是获得杰出的理智，而这种理智是通过研究事物来培养的，因此，理论教育是自由教育的核心，同时，自由教育的结果趋向于建立一种普通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只要高等教育在社会事业计划中只具有边缘的重要性，社会根基的崩溃便相对缓慢。学院仍然只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机构，自由教育就仍然易被认为是某种本身具有价值的东西”[7]。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开始向社会中心移动，开始通过积极参与广泛的社会活动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样，自由教育不得不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前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自由教育开始考虑其适切性，其后果有两个：
一是走向自由教育的反面，即职业教育，在精英主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是被低贬的，从亚里斯多德开始，职业教育就被认为是狭窄的、专门化的教育，牛曼也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而在作者看来，在20世纪继续坚持古老的文化二元论是错误的，工作与闲暇同样重要，因而，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应该完全割裂开来。
二是考虑适切性的后果则是赋予了自由教育以新的含义，即为了实现自由教育的现代目标必须再次转向整个人的教育，全面的个人的教育——普通教育。但是，在知识爆炸的现代社会，要培养百科全书式的全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今天人们重视使一个人的高等教育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获得某种统一的世界观，甚至更为重视高等教育专门化，但是这种专门教育仍然被某些人看作是自由或普通教育的一种转移。另一些人则为了“确保对自由教育进行重新思考所需的灵活性，把‘自由教育’这一古老的称呼还给传统主义者，同时打出了‘普通教育’的旗号”[8]。总之，“当学生来自人数有限的有闲阶级时，古典的自由教育是令人满意的。但在今天，当绝大多数人都参加工作，高等教育如果排斥某些为谋生所需的专门训练的话，就会导致出现某种不适应。”[9]因此，作者认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必须携手并进。也即，教育应使人学会“做人”（普通教育）也学会“做事”（专业教育）。
四、与高等学校三个基本职能有关的问题
作者用三章的篇幅探讨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与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有关的问题。“高等教育学”这一章主要讨论的是高等教育的教学法，诸如教学类型、课程的选择、课程的结构、课程的组织、学习动机、评分制度等，且把这些问题放在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移向社会中心这一转变中，大量新生被吸引去从事各种需要不同的专门知识的职业这一趋势下来探讨的，新的实用性课程的普及向传统的课程提出了挑战、学业评价的多样化标准也必须拟定出来，以适应学生和职业多样化的变化。
“治学的道德”这一章主要探讨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时所涉及到的道德问题。由于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塔”，与社会关系日益密切，学者们的教学和科研必定受到外界的干扰，如他们可以通过为政府和工业界的咨询工作增加收入时，就出现了道德冲突。在这情况下，学者们要有献身于自己本学科的精神，明确自己所承担着的对本学科的发展重要责任。
在“作为教会的大学”这一章中，作者并非探讨宗教问题，而是探讨在高等教育从社会活动的边缘的“象牙塔”中移到了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一方向的转移，它便越来越世俗化了，而且正日益从教会的统治中解脱出来。事实上，通过对教会教义的新的监督，高等教育已不只是摆脱教会的统治，而是开始侵犯它从前的保护人创办人的领地。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学生到何处去寻找他们自己提出的诸如关于宇宙社会关系正确与否等难题的答案呢？作者认为由于大学是建立在关于善与恶以及如何区分善与恶、关于真理以及如何区分真理与谬误的认识之上，因此，个人或社会行为的成功必须求助于大学。大学虽然不是教会，但大学却继承保留了许多教会的职责。大学应该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大学通过吸收和运用知识来拯救人类的心灵，因此，从长远看，将来学生们一定会象原来走进教堂去寻求人生问题的答案那样，去大学学习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等学问。即“大学应该成为世俗的教会，那里的一切活动都适合于学生的个人成长。”[10]
五、几点评论
1.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写就是与其一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生活经历和其所处的生活时代分不开的。1977年版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在他此前三部主要的高等教育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在一版序言中他说，“把此书作为自己一生学术兴趣的顶点而奉献给读者”。同时，作者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这段时期正是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向普及型高等教育阶段的转变时期，由于亲历美国高等教育这一转变过程，布鲁贝克对高等教育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更为深刻，我们不难从《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这一点。
2.如果说19世纪牛曼在其《大学的理想》中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远离社会的大学图景，那么，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则是对高等教育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这一变动过程中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无疑，牛曼所描绘的图景是静态的、明确的：大学应为教学而设、为传播知识而设；大学应进行自由教育，为学生提供完整的知识的教育，而不是狭隘的专门化教育；学生也应当是那种能主动、积极地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汲取知识的人。显然，牛曼在《大学的理想》中所主张的大学教育观是一种古典的教育观，一种代表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大学教育观，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单功能论”的教育观。然而，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给我们提供的则是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型以及从大众型转向普及型这一动态过程中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他并未给定某个答案，而是对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两个方面。”[11]
3.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为背景，探讨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之后所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它的启示意义是深远的，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美国在校大学生占青年人口比例1940年达到15%左右，1970年达56.1%，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按照我国教育发展规划，到2010年入学率将达到15%以上，也即在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将迈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也必将面临新的问题，《高等教育哲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指南。因此，《高等教育哲学》不仅是一部学术理论著作，而且对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或将要面临的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与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