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09年8月归国到1920年夏，醉心于辑校古籍、搜集金石拓片和研究佛教思想，主要成果有《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谢承《后汉书》等；从1920年8月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到1927年辞中山大学教职，先后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汉文学史纲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学术史论著，辑校并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从1927年10月抵沪到36年逝世，校定《嵇康集》、合编《北平笺谱》和撰写《门外文谈》等，但主要兴趣在杂文，只是仍不忘为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及中国文学做准备。
  

　　鲁迅不仅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杰出的杂文家，还是一位不朽的学者。他既有家学渊源，又曾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对国学颇有研究。而且，无论是古籍的整理，还是文化史的研究，他都做出了巨大成绩。鲁迅承继了朴学传统，治学非常谨严，做了许多基础工作，特别在辑佚、校勘、考证方面，都有重要的成果。
  如他对乡邦文献的搜集，有《会稽群故书杂集》等；对小说资料的辑录，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对古人文集的校勘，有《嵇康集》等；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逸文、墓志、碑铭的考证文字。他还收集过汉画像砖和碑刻的拓片，编了目录，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生前未曾出版。
  他晚年还与郑振铎合作，选印了《北平笺谱》，翻印了《十竹斋笺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文化史料。在鲁迅看来，古籍的整理，史料的收集和考订，都是为研究工作服务的。他对小说史料的辑佚和整理，为他的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基础。他在中国小说史方面开创性的著述，至今仍被视为经典大作。
  

　　能够代表鲁迅学术最高成就者当数《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将唐代以前散佚小说汇集成篇，述周秦至清末小说蜕变之大概。《古小说钩沉》凡四部二十八篇：第一部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第二部为《隋书·经籍志》小说类著录的书，第三部为《新唐书·艺文志》小说类著录的书，第四类为虽不见于史籍，而汉唐人却已引用者。
  

　　鲁迅之所以著小说史，是因为“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于是，他要“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这正是鲁迅最基本的学术理念。
  因此，鲁迅由整理“杂乱的作品”人手，继而理清小说发展的脉络，揭示小说发展演变的规律。《中国小说史略》叙述始于上古神话传说，继之以汉人小说、六朝鬼神志怪，然后是唐传奇、宋志怪传奇、宋话本拟话本，接着是元明讲史，再及于明清各种章回小说，终至清末之谴责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鲁迅作为小说史家的崇高地位。它的出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阿英说：“中国的小说，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了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小说四谈》）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鲁迅在研究中每每都有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
  他说：“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这也是鲁迅的一个重要学术理念。所以，他对中国古籍“每每有新颖的见解，而且对于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法社会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的勇气”（冯雪峰：《鲁迅生平及他思想发展的梗概》）。
  而反对人云亦云，因循守旧的研究作风，强调学术研究“要积累资料，要多看原书。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刘大杰：《鲁迅谈古典文学》）。因此，他能“废寝辍食，锐意穷搜”辑录第一手小说史料，写出第一部系统性的中国小说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能够把作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所以他能超越别人所设定的框框，而提出新颖独到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
  例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嵇康、阮籍的看法，就发人所未发。鲁迅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衰默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这种观点，是非常独到而深刻的。
  

　　鲁迅的学术研究还富有现代理念和现代意识，这就使他立意独标，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得出别人得不出的结论。比如，他从现代民主观念出发来看《水浒传》，就提出了迥异于他人的观点：“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
  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虽然这一尖锐的批评使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从理性上分析起来，就不能不承认鲁迅的评价是合理的。
  

　　鲁迅的学术成就，还得益于其求真、求信的科学精神。蔡元培曾评价鲁迅说：“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更有他方面之发展。”（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可见，鲁迅受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影响，无疑，清代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治学态度为他所接受，他不为所囿，又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坚持科学精神，故能获得发展。
  

　　鲁迅曾笃信进化论，但他并不是一个机械进化论者。在小说史研究中，他总是将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的实际情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他说：“许多历史学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中国的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以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以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
  ”他正是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用一种更符合实际的眼光，多层面、多角度地考察小说发展演变的规律。可贵的是，鲁迅并不停留在进化论思想上，他自觉接受新思想，学习科学理论。他曾说：“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又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上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霁野：《回忆鲁迅先生》）可见，鲁迅的学术思想体系是开放型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学术活动中，是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武器的，没有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难以解决问题。
  正是这种科学精神，加上他那深厚的文化修养，使他拥有了很高的学术品格与学术内涵。

《中国小说史略》，开现代中国小说研究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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