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交流，唐朝时，我们有鉴真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日本也有许多著名的中国史学者。

1.沟口雄三

沟口雄三（1932-2010），日本著名汉学家，也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他以鲜明的批判性和独辟蹊径的研究视角在日本学术界颇受注目。他就任京大学教授时，发起创立了日本最大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中国的学术团体—“中国学会”，后改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

沟口雄三在研究中始终贯穿着其基本学术立场 ,——彻底摒弃“西方中心”的世界一元价值观，以平等原理和多元世界的观点来看待东西方，在亚洲内部寻找亚洲自身的近代，从中国历史中发现中国固有的原理。

基于这种一立场，他在中国宋至明清、近代思想史的广阔领域中，进行了长期深入探索，揭示了中国思想自前近代至近代，有其内在连续发展的固有原理，探索了中国原理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展开形式，进而阐发其在世界多元视角下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其代表作主要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等。

沟口雄三2.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1904-1980），字善之，号宛亭，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日中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师从著名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教授，吉川幸次郎有“汉学泰斗”之美誉。

吉川幸次郎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在他所著《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借鉴有很大贡献。他将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中国文学的七大特色：1、文学传统的悠久和持续性；2、文学地位的崇高性；3、文学内容的日常性；4、文学描写的精确性；5、文学高度的修辞性；6、文学强烈的政治性；7、文学典型的重要性。吉川认为，中国文学以上七大特点都为他国文学所未见。

吉川幸次郎博才多识，研究范围很广泛，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几乎对所有领域都有建树。人们评价他不仅研究中国文学，而且还站在中国文化史的体系上解释了中国文学。他的《论语》注释，人们认为水平很高，注释严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他发表了许多对中国散文的评论，收录在《中国散文论》中，于1949年发表。在1950年前后，又发表了《汉武帝》、《杜甫私记》第1卷和《杜甫杂记》，翻译了《水浒传》。

吉川认为，不研究中国的诗词，就不能算一个文学家，因此，他在唐诗、宋词、元曲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吉川幸次郎著作等身，《吉川幸次郎全集》二十六册，皆为有关中国学术之论著，是他毕其一生研究中国的丰硕成果。

吉川幸次郎

3.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98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20世纪初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这也被称为“内藤史学”或“内藤假说”。

这两大学说在20世纪前期的世界汉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在学术界至今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内藤湖南从中国历史的内部分析中国现在与未 来的内在发展趋势，我们不否认其学术价值，但是内藤所持的文化主义立场，轻视中国的民族主体力量，为日本经济侵略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理论被当作美化军国主义、为日本侵华行径寻找合理借口的言论受到过深入的批判。

内藤湖南

4.太田辰夫

太田辰夫(1916~1999)，日本著名汉学家，其对汉语历史语法，词汇以及中国古代文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他是继吕叔湘先生之后致力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绝无仅有的一人”，在汉语史研究方面是先驱人物之一。在汉语史研究方面是先驱人物之一，最有影响的两本汉语史著作是《中国语历史文法》和《汉语史通考》，其中，《中国语历史文法》一部研究汉语历史文法的重要著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书后《跋》文集中表达了 田辰夫在语料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独到见解。此外，太田先生还著有《中国语文论集》（语学篇、元杂剧篇、文学篇）和《西游记研究》等。

另外，伊藤虎丸、丸山升、松浦友久等也是享誉日本内外的学者，在中国史的研究上也颇有建树。

参考文献

桂明：《沟口雄三及其中国思想研究》

王魁伟：《太田辰夫语料观说略》

何培忠：《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

曹星：《略论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