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述西蜀文学的历史发展景观

西蜀道学仙源说谭继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04年5月中旬的一天，市委领导同志召集了几位专家在武侯祠会议室与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叙谈，话题从成都文化逐步集中到“神秘的成都”的讨论上。

这种讨论从今年三月以来已经开过好多次了，可见市委市政府对这个话题的重视。这些专家座谈会是为宣传成都的文学创作而召开的，是全市性的城市精神大讨论的一部分。

城市精神是一种精神财富，是城市文化、城市传统和城市历史长期沉淀积累的成果，是市民思想素质、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取得市民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结果，因此，颇不易归纳。加上成都文化的特殊性，它既是长江上游古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中心，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复合的城市。

它兼容南北文化，五方风习杂舛，各方移民融会，很难准确认定它的特征，尤其是要用一两句话来归纳甚为困难。我参加这些座谈会，因为是召集人之一的关系，促使我思考这些问题，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我觉得一个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要读懂一本书就得感悟它的主题精髓，要读懂一个城市就要认识它的个性。成都的城市个性颇不易把握，自然就会觉得它神秘。

我就凭这种神秘的感觉，为电视台和作家的文学创作，准备了一个两万多字的素材，题目就叫“神秘成都”。我在座谈会上说，成都的各种“名片”都有道理，因为它是城市形象的外观层面，看它的人视角不同，方向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就可以有不同的叫法。

如，天府之都，美食之都、休闲之都，古代东方音乐之都，魅力之都，等等，都是角度不同形成的看法。换个角度看，“神秘之都”似乎覆盖面更大。

这个“名片”，电视编导和记者的兴趣最大，认为抓住了成都的特殊亮点，又有特殊的视角冲击力。我原以为这只是我们这批现代人的灵感。

殊不知，细加考察，我发现这是从古到今历代海内外游客对于蜀文化的一种特殊解读，是取得广泛认同的文化心理。 蜀文化的特征，从旅游角度说，就是一个“神”字。

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这就是蜀文化以“神”为中心的三大特征。成都是神秘的蜀文化永恒的故乡，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景地，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把它誉为“宇宙之绝观”，“优游之天府”。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品味出其中神秘的意蕴。诗人王勃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秀冠天下的江山形胜和自然奇构，给了他游仙似的灵感和神游般的快感，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

这是目前我知道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的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这个记录恰恰从“宇宙绝观”的神秘感视角开后世描绘神秘成都之头。

在他之后，蜀人李白写成都：“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其实，这是用道家仙游思想来描绘成都。

九天，指中央为钧天，四面八方有八天，成都郫人扬雄《太玄》专讲玄冥九天，后来成为道教术语。在李白看来，成都这座城市是在凌霄步虚的九天上开辟出来的“万户千门入画图”的最佳人居环境，可见其神秘的极致。

扬雄在汉代被称为“西道孔子”，是受成都文化的薰育和儒风在西蜀传播的影响，其中也包含蜀人仙化思维传统的化育。鲍照说他的太玄经是“良遮神明游，岂伊覃思作”，是“爰清爰静，游神之庭”（《汉书·扬雄传》）而写出来的。

这种神明游，玄冥清静、游神之庭的性灵和思维，正是蜀人的一种思维特征。诗圣杜甫入蜀，对蜀人这种神仙化的思维特别有感触。

他看到的山川是新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看到的人是新的：“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看到的习俗是新的：“天路看殊俗，出入异中原”。总之，他是用神秘感来写《成都府》这首诗的。

宋人王安石写成都：“盘礴西南江与岷，石犀金马世称神。桑麻接畛无余地，锦秀连城别有春。”

（《送复之屯田赴成都》）宋人冯时行诗：“只恐天上去，陈迹锦江涯”，“诗声写奇怪，画本出槎牙。”（《梅林分韵》）这些诗透露出宋代人对神秘成都的文化心理感觉。

举凡李冰的石犀故事、严君平阐释海客乘槎得支机石的故事、七星桥如北斗布于锦江的故事、王褒金马碧鸡神祭故事、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故事、古蜀五祖“得仙道”的故事、二郎擒孽龙的故事、龟城锦城蓉城得名故事，种种都透露出人们对成都“诗声写奇怪、陈迹世称神”的神秘感和“只恐天上去，陈迹锦江涯”的浪漫情怀。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

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东方的巴黎。”

就是在当代，也还有外国人以为成都既然是熊猫的故乡，就必定在深山老林中，是个令人感觉神秘的城市。总之，西蜀历来是块神奇神异的地方，是与中原景观特色迥异的“绝域殊方”，这是历代人都能认同、形成共识的观念。

这种观念一经成为连续性的传统。

2.三国蜀汉文化

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

3.西蜀有哪些文学成就

西蜀包括王建建立的前蜀和孟知祥建立的后蜀。

王建之子王衍、孟bai知祥之子孟昶，虽都是荒淫昏聩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上均有一定造诣。西蜀山川险固，易守难攻du，数十年间相对和平安定，这不但使统治者得以享尽声色犬马之乐，而且也养育出一批具有高度文学修zhi养、在曲子词创作领域中成绩显著的作dao家。

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辑晚唐以来词的选集《花间集》，共收录十八位词人的作品五百阕，绝大部分专（十三人）是蜀产或仕于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

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属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

4.蜀川文化的历史怎样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

5.三国蜀汉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

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

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

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 蜀汉文化 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

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

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

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

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

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

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

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

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

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

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

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

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

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

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

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

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从先秦到魏晋。

6.西蜀词坛的发展状况

五代时之西蜀（含前蜀、后蜀），有国共计不到四十年.其文学成就可堪称道者，仅词一种而已.千百年来，以《花间集》为标志的西蜀词，却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被视为"颓靡"之音.比如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即谓花间词人是： 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都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也更空虚.在艺术上他们片面发展了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花间词人这种作风在词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浊流，一直影响到清代的常州词派. 似乎西蜀词毫无可取，在词史上无地位可言. 人们对西蜀词抨击得最厉者是其内容之"颓靡"，但西蜀词中"颓靡"者又到底有几首呢？如果我们把西蜀词中"颓靡"者，同北宋欧阳修、柳永等人所写之"颓靡"者相比较，谁个又更颓靡一些呢？可以这样说，西蜀词中除极少数作品，表现了作者病态的心理外，绝大多数词应属表现健康的至少是无害的情爱. 即便西蜀词在内容上一无可取，又是否意味着西蜀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毫无地位可言呢？恐怕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们把西蜀词放在词的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本文拟就西蜀词在词史上的地位问题，略陈一管之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西蜀词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 文人词，欧阳炯《花间集序》又称之为"诗客曲子词".从词的初创期唐代来看，词的作者多为乐工，士大夫只是偶而为之.尽管今天所能见到的乐工词不多，但可以肯定，在唐代，乐工当是词的主要作者，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即为明证. 文人词今见于《全唐五代词》（张璋、黄畲编，下同）者共计956首，但所收之作，不少都是齐言体，很难说就一定是词.如果除去这部分齐言体的作品，以及易静以《望江南》词调写成的兵书《兵部望江南》五百首，则唐代真正可视为文人词者，也不过二、三百首.有唐几三百年，仅有文人词二、三百首，可见词在唐代，还未被文人所重视.文人只是偶而兴之所到，才涉足词的创作，这同唐诗的繁荣兴盛，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差十分强烈.故整个唐代，文人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冷落的状况，当然更说不上形成所谓流派. 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是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的词作，既可视为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的过渡期，也可视为词由初创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过渡期.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温庭筠时代，并没有形成众多的成熟的文人词作者繁星满天的局面. 词发展到西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完成了由乐工词向文人词的转变.由唐代为数不多的文人零星的创作，向西蜀大量制作"诗客曲子词"，的转变. 西蜀词，应包括西蜀人，流寓西蜀之人和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这三部分人所写的词. 《全唐五代词》列入前蜀之词人有王衍、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牛希济、尹鹗：李殉、毛文锡、庾传素、魏承班十一人，列入后蜀之词人有顾复、韩琮、鹿虔戾、阎选、毛熙震、孟昶、花蕊夫人、欧阳炯、欧阳彬、刘保又、许岷、文珏十二人，合计二十三家. 笔者以为，除以上二十三家外，还应将列入荆南之孙光宪，视为西蜀词人.孙光宪属于成名于西蜀后流寓他乡者.孙光宪为陵州仁寿郡贵平（今四川省仁寿县）人.据庄学君《孙光宪生平及其著述》（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一文考证，孙光宪生年大约在公元895年略晚，三十岁前，曾任前蜀陵州判官，约于前蜀灭亡之公元925年出川为荆州高季兴之掌书记.素以才学自负的孙光宪离蜀之前，即应是词家里手，并广有影响，故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的《花间集》，才将其词作收入六十二首，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占第一位的温庭筠的六十六首.孙光宪为西蜀词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如果将其摒斥于西蜀词人之外，既是对其本人的不公，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事实. 这样，西蜀词人共计二十四家，现存词合计515首.及花蕊夫人《采桑子》半阕，李殉失调名词之断句一句，西蜀文人词创作之丰，远非唐代文人词所能比. 以上所述是把西蜀文人词，从纵向同唐文人词比较，现在再从横向把西蜀文人词，同五代时其他文人词加以比较. 西蜀词在五代词中又具有特殊的地位.据《全唐五代词》，整个五代，今存词共803首（《全唐五代词》漏收《花间集》张泌《浣溪沙》[枕障熏炉]一首）.北方之梁、唐、晋、汉、周和南方的吴、荆南、吴越八国，共存词不过73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故整个五代，实际上只是西蜀和南唐才形成两个文人词的创作集团.西蜀词今存词515首.南唐词却仅有214首，数量不及西蜀词之半.尽管总体上南唐词的成就略高于西蜀，但其创作数量却无法同西蜀词抗衡. 更为重要的是，西蜀词的创作年代要早于南唐词.今之西蜀词，大半都收入我国最早的词集，赵崇祚编的《花间集》.《花间集》收入西蜀词人词作共305首，约占西蜀词总数515首的三分之二.据欧阳炯《花间集序》，《花间集》结书于后蜀广政三年，当前、后蜀的词作者已经形成一个创作集团时，南唐方建国三年，而南唐词作成就最高的李煜年方三岁，冯延巳也未成名.此诚如陈匪石《声执》卷下所云： 《花间集》为最古之总集，皆唐五代词.……所录诸家，。

7.古蜀文明是怎样消亡的

三星堆遗址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文化遗址，遗址内存 在着三种面貌不同而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第一期为新石器 时代晚期，相当于距今5000年；第二期为距今3700年上下，约相当 于夏商之际；第三期距今为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 期。

三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大量玉质的璧、圭、璋、琮，这 些都是祭祀用的礼器，还有作为牺牲m的动物骨渣和象牙。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R为辟巫模拟像的青铜人像。其 中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

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 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 铜像面部表情肃穆，端庄威 严，极具王者风范，而龙袍上两条飞龙，虽经数千年仍栩栩如生。

三 星堆还出土了不少青铜面具，最大的纵目面具宽1。38米，高0。

65 米，眼睛呈柱状突出16。5厘米，耳朵张开为扇状，似为“千里眼、顺风耳”。

另外还出土了神灵怪异的青铜神树，树高384厘米，分为 三层，每层有三条枝，每枝站一鸟，鸟下踩火轮，与传说中的扶桑树 完全相合。 鸟为金鸟，火轮即太阳。

其造型之奇特，结构之复杂，装 内涵之丰富，在先秦植物造型中首屈一指。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遗物中，有一些金器。

金器的含金量达85% 以上，其余含量为银，杂质含量仅为0。3%，显示了十分高超的冶金 水平。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条纯金权杖，长142厘米，上刻有三组以 鱼、鸟、人为内容的细致纹饰，这可能是古蜀国国王的权杖。 这些都昭示了 ：在中原文明和荆楚文明发祥的同时，早在大约 5000年前，在西蜀地区，已经有了高度的文明，到商帝国时代，西 蜀也不是什么“蛮夷、落后之地”，它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完全可 以与商代青铜文明相比美，二者只在伯仲之间。

然而，这一切又留给人们诸多的谜。 谜之一：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几种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的 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 江上游的氐羌系。

谜之二：“巴蜀图语”代表什么？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 符号被人称为“色蜀图语”，它代表着什么呢？专家们莫衷一是，有 的认为是原始文字，有的认为是族徽，有的干脆认为是图画，还有人 认为是某种宗教符号。 三星堆人宗教观念十分鲜明而强烈，现今出土 的玉器、石器、陶器，以至于铜器，都与宗教活动有一定联系。

据 此，不少专家以为是宗教符号或族徽。 谜之三：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的源头在哪 里呢？ 一种看法是：三星堆文化受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定影响，但从主体 而言，它是卓然独立的，自成体系的。

三星堆一期文化是这里最古老 的文化，从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为证，它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某些 文化的影响。在商代，三星堆已发展成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 它代表了长江流域文明的最高成就。

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杰 出代表，它比黄河文明还早，这一发现，再一次证明中华文明起源是 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黄河文明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 联系，是黄河文明的一种传承。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旅居日本的 郭沫若先生在看了出土玉、石、陶各类器物的照片后称：“这些器物 证明了 ：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一些专家认为， 中原文化与西蜀文化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我们不能低估商人的能力 和商域的规模，通过商业交往，中原文化完全可以渗入西蜀地区。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从三星堆两座器物坑若干青铜器的考察出发，主 张：“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进，经淮至江，越过洞庭湖， 又溯江人蜀地。这很可能是商文化传往成都平原的一条主要途径。”

依此说，商的势力和商的文化的影响已达成都平原。 一种比较公允的看法认为，三星堆文化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 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还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

结论是：这 一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产物。 谜之四：三星堆古蜀国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怎样？关键在于： 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 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

绝大部分专家认为，说古蜀国 附属于中原王朝，现在还缺乏文字资料和考古学资料的佐证，从大量 出土文物的个性特征看，它极有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并已建立起王朝 的早期国家。 其宗教意识十分浓烈，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 拜、神灵崇拜三者的兼而有之。

谜之五：古蜀文明和古蜀国为何突然消灭？ 从发掘情况看，古蜀文明至少存在和发展了二三千年，而且文明 程度在同期的中国和世界上都应属于前列的。但是，后来又为什么销 声匿迹了呢？不少学者提出了荒灾说、战争说、瘟疫说或自动迁徙说 等说法，但都略嫌证据不多和不足。

根据土色土质分析，这里的地层可划分为16层：1〜6层分别为 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8〜16层分别是从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时代晚 期。其间第7层是一个厚20〜50厘米的富含水分的淤泥层。

这一淤 泥层中出土有贝壳、水生物化石等，这就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假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