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自良，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1951年任北方交通大学冶金系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陶瓷所(后为上海冶金所)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1954年领导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抗美援朝前方需要的特种电阻丝研制任务，获得奖励。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60年代，在困难的条件下，冶金所承担气体扩散法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任务，与原子能所、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联合攻关，组成第十研究室，他兼任该室主任，主持这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探索反复试验，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革命家郑士良是中风而死还是被清政府买通的奸细下毒害死？

这个被孙中山称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的传奇人物，此前一年刚指挥发动了“真正打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枪”的三洲田起义，虽然只持续了短短二十二天，日后却获誉“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此役军事指挥郑士良，也成为一个革命乱世的标志性人物。

　　豪侠

　　“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

　　1864年11月（清同治三年），淡水镇的郑氏家族喜气洋洋，因为家族刚添了一名香火继承人。

　　淡水镇是有名的繁华小镇，商贸业尤为发达。郑氏家族虽在当地算不上大姓，却也颇有家底。今日再去郑士良的故居回访，郑家祖屋已不在。但有郑氏的族人介绍，淡水镇的百年老街还在，“当年这几百米长的街上的店铺都是郑家的”，足见郑士良出生在一个多么富贵的家庭。据史料记载，郑士良的祖父、父亲都曾任盐运使署稽查，祖辈还曾远渡南洋，有侨汇收入，因此郑士良一出生就吃穿不愁，是个实实在在的“富二代”。

　　这个“富二代”也很争气，幼年即熟读四书五经，因聪敏过人、刻苦用功而令家人为傲。郑的父辈经常与在港澳南洋活动的洪门会党有来往。受家庭的熏陶，郑从小就爱做英雄梦。据史料记载，还在私塾读书时，他就对侠义小说尤为偏好。尤其老师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故事，他就会听得特别起劲。

　　19岁那年，郑士良终于有机会成为侠士———他加入了淡水镇的三合会组织，还到武馆习武。而他的性格也豪爽义气，凭借他的这种仗义，郑士良逐渐在三合会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开始对现实社会和清朝统治有所反思。22岁时他考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院，并遇到了同窗孙中山。孙中山的针砭时弊、直接抨击朝廷的思想，与郑世良不谋而合。

　　而在孙中山最初建立的朋友圈儿里，郑士良是那么不同：洪门出身，会武功懂军事，有洪门中人的侠义和豪气，又有着读书人的修养和抱负。孙中山曾写道：“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 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

　　1888年，孙中山离开南华医学院，不久后，郑士良也辍学返回淡水，联合会党宣传社会变革，被推为三合会首领。1895年1月，郑前住香港，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兴中会，并成为香港兴中会负责人之一。

　　在香港期间，郑士良继续向孙中山讲解中国秘密社会的内容和沿革历史，认为会党是武装反清惟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并将自己的会党资源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也逐渐开始意识到要武装反清，非与会党为伍不可。郑士良对孙中山的影响，正如孙自己所说的那样：“予由革命谈论时代进入实行时代的动机，则受郑君所赐者甚多也。”

　　举事

　　“盖广东多会党，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

　　武装反清行动的组织、指挥重担，在兴中会内部自然要交给能文能武的郑士良。《清史》中有记载：“盖广东多会党，士良能左右之。士良不去，清吏日不安。”足见郑在会党中的影响力和威望。

　　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八国联军武装入侵攻陷北京，慈禧、光绪吓得仓皇出逃。孙中山认为，武装起义的机会又来了，他亲自率领一部分兴中会会员从日本返香港，部署武装起义。但由于港英当局阻止，无法登岸，便改在船上开会。

　　会议决定，举事地点在惠州归善县（今惠州惠阳）与新安县（今深圳盐田）交界的三洲田。郑士良负责全部的军事指挥工作，杨衢云、陈少白在香港办理饷械，史坚如在广州组织响应，孙中山本人到台湾设法接济。同时，孙中山还交代郑士良联络惠、潮、嘉各属会党和绿林首领，集合于归善三洲田，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起义日期定于光绪庚子年（1900）闰八月十五。

　　事实上，起义的时间并不在农历闰八月十五，而是在农历闰八月十三。起义的地点也并非之前谋划的三洲田，而是位于几十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座山头———今天深圳龙岗坪地的马峦山。原来，起义风声走漏，清军正往三洲田聚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郑士良等人临时决定：提前两天举行起义。

　　而当两千多绿林好汉秘密会集三洲田村的山林时，一名姓廖的老人提出反对意见，原因是一旦失败，清军必定会对村内满门抄斩。两难之际，兴中会的骨干会员罗生想出个好主意，将起义大本营转移到他的老家———位于马峦山上马栏头的罗氏祖屋。

　　今年85岁的马栏头村人罗清的爷爷当年是义军成员。据罗清回忆，小时曾听奶奶说，村里人都加入了会党，三洲田起义时都积极参与。还有许多香港人也为义军提供帮助。在举事前，义军就在山上非常隐蔽的山林中秘密建造好几座弹药库。为了避人耳目，还特意编出了山林“是邪地，有鬼神出没”的故事，吓唬村人，不让其靠近。如今得翻过几座山坡，方能探访弹药库的遗址，其砖墙早在几十年前已被村里人在建墓或砌猪圈时取用，只剩下2-3厘米高的地基。

　　1900年10月6日当晚，郑士良率领600余人，在马栏头的罗氏大屋前举行了杀猪祭旗仪式后，分两路出发。此后沙湾兰花庙之役告捷，打响了三洲田起义的第一枪，远在台湾遥控指挥的孙中山也大为振奋，急令郑士良率部一路东进，乘胜追击，开赴福建厦门。

　　从沙湾出发，义军一路所向披靡。15日，即兰花庙之役后的第10日，佛子坳之战，擒获归善县大丞兼清军管带杜凤梧，俘虏清军数十人，缴获700余枪支，子弹五万余发。17日的永湖之战，清军提督邓万林中弹坠马，慌乱逃窜侥幸捡回一条命。22日，起义队伍抵达三多祝（即今天的惠州市惠东县多祝镇），在白沙扎营，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总指挥郑士良成为名副其实的郑司令。

　　两难

　　“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及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义军规模有了，士气高涨，准备攻打皇思扬古城。但要命的是由于行事仓促，军火装备根本供应不上。清军此时已经配备了精良的德国造步枪，而义军尚不能保证人手一枝火药枪，有的更是简陋到只有一根红缨枪。

　　皇思扬这头，首领郑士良干着急，眼看弹药一天少于一天，加急电报发了一遍又一遍，催促孙中山增援武器的事杳无音讯。远在千里之外的台湾那头，孙中山也无奈，他事先早有谋划：义军占领厦门、福建后，即借助菲律宾独立军储存在日本的军火，经台湾海峡运至厦门岛，用以武装义军。

　　计划赶不上变化。此时恰逢日本内阁改组，首相换成了伊藤博文，此人奉行保全清政府的外交政策，禁止军火从台湾外运。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严令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不得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否则更动其职位。”上峰发话，儿玉不敢不听。假如当时儿玉应允了又会如何呢？结果其实都一样———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后来调查发现，在日本订购并储存的这批枪支弹药，实为三无产品破铜烂铁一堆，原因在于———日本政客贪污欺骗，以次充好敷衍了事。

　　和这批武器一波三折的命运一样，孙中孙此刻也是命运多舛，被当局驱逐出台。对于孙在台湾的变故，郑一时间自然一无所知，一边等着孙中山的指示，一边驻守与清军周旋争取时间。

　　1900年8月24日，激战整整一天，皇思扬仍掌握在清军手中未被攻下。该古城占地三平方公里，城门乃青石筑就，宽高数丈，易守难攻。城中多为文武官员大宅寓所，防范严密。战至当日深夜，幸好内应的城中义士杨氏村民接应，偷偷打开城墙西门，义军得以进城，一举歼灭守城清军。

　　进得城来，义军纵火焚烧了多处有官员背景的府邸。如今在皇思扬村一户人去楼空的庭院大宅，大厅房梁木柱仍可见黑漆漆的一片，烧得只剩下半截木头。本地村民说，这是义军的“杰作”，算是手下留情了，只因义军纵火时一眼瞥见厅中立着的该户人家祖先牌位上赫然写着郑姓。“都姓郑，说不定几百年前是一家人。”郑士良令义军当即扑灭火势。

　　皇思扬村清静了没几天，8月27日，清军从海丰增援反扑，双方再次交战。这次，义军明显不是对手，连日征战人困马乏，濒临弹尽粮绝。清军有备而来，下午3时，皇思扬失守。

　　支持义军打开城门的村民杨氏，未等清军上门捉拿，也未逃走，服毒自尽舍生取义。

　　25年后，1925年10月1日，皇思扬来了一位贵人。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总指挥蒋介石路过此处，在城中大门下进行了一次即兴演说，重温反清革命的光辉历史。当然，这是后话了。

　　千等万等，孙中山派来的信使终于抵达。孙中山的指示写在一封亲笔信上，内容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及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

　　迫于眼前危急处境，郑司令也没想到更好办法。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返回三洲田。会后，义军大部分解散，仅余200多人突围，撤到香港保存实力。

　　义军征战讨伐的脚步终止于皇思扬，这里为三洲田起义后续战事的终结地，起义到此戛然而止。

　　败亡

　　“君真大汉万世师，不顾身心，拔剑首倡流热血。”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派来的信使为日本人山田良政先生，一位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外国友好人士。其在撤退途中，因迷路被清军抓获，惨遭杀害。

　　对于山田的遇难，孙中山在多个场合曾表示悼惜之意，赞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1913年2月27日，孙中山访日之际，与随行人员参加追悼山田良政纪念会，并亲撰碑文志念，谓山田为“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陨灭，而志不朽矣”。

　　山田良政生活的时代，在国际上是西方列强占绝对支配地位，在日本，则是由锁国时代到开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日本国内渴望成功的青年纷纷走向海外发展的道路。山田良政也是其中之一，他渴望建功立业，成为天下名士。他以“浪人”自命在中国服务于日本的同时，也在实践着个人的梦想。

　　在“兴亚论”的影响下，他高度关注中国的变局，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山田给父亲“绝笔”函中曾谓：“对那些牺牲了的中国志士（即谭嗣同），我想日后在阴曹地府是无面目与之相见了，只能靠现在多诵佛经来告慰其英灵”。有研究者据此称，不是对中国前途怀有良好愿望者，是不可能作如此沉痛之语的。

　　孙后来将三洲田起义的社会影响与1895年的广州起义加以比较，说：“经此失败后，回顾中国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涯。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庚子首义”日后更获誉为“它真正打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枪，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

　　起义失败后，三洲田村和村民们遭受了巨大苦难，清兵在惠州所辖各县及新安等县大肆搜捕参加起义的会党骨干，焚毁了三洲田及支持起义村民的村舍。数月间，被捕者达数百人，先后遇害。罗清的爷爷便是在义军撤退时未得知消息，仍继续看守弹药库，被反扑的清军抓获，被抓进监狱后再无音信。

　　郑士良则率领余众数百人逃亡香港。清廷多次通过外交手段，拟将他们眼中的这位乱党头目引渡归案。为免落入清廷之手，郑以基督教徒名义通过教会掩护，向港府立案，免予干预。

　　1901年7月14日，郑士良与朋友在香港水坑口宴琼林酒楼饮酒吃饭，席间忽觉身体不适，友人送他回住处路上，郑突然倒地不起，遂而身亡。其夫人钟氏闻讯赶来，请警察出面检验，医生出具的意见是“暴病系中风所致”。流传甚广的另外一种说法为，他是被清廷买凶下毒杀害。

　　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时过境迁，难觅真相。

　　时人冯绪承曾作挽联吊唁：“君真大汉万世师，不顾身心，拔剑首倡流热血；我亦中华一分子，无甚面目，填词空挽吊英魂。”

　　如果三洲田起义胜利了，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则革命进程当如何？回望百年身后事，只可惜历史不能重来。

　　现实是，在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坟场，能文善武的豪侠之士郑士良一晃长眠了110年，碑文上书：愿主携雨。他的后人如今远在澳大利亚定居。而在并不遥远隔海相望的其出生地———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老家的房子早坍塌了，空留几根青石柱地基。

　　如烟历史记住了郑士良，老家隔壁老叟无人知。

　　■专家论点

　　策动会党起义

　　就是雇人造反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革命党中有好些富有江湖气的富二代，郑士良就是一个。中国的富二代，吃喝嫖赌者有之，规规矩矩守家业者有之，一脑门子叛逆者亦有之，革命党中的富二代，都是最后一种，敢玩命、也敢败家。惠州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一直引为傲的一场暴动。用他的话来说，自打这场起义之后，国人就对他们这些“叛党”刮目相看了。这场起义具体的指挥者就是郑士良。

　　起义日期是1900年10月，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的帝后仓皇到西安避难。革命党之所以挑这个日子，就是要趁清廷之危。同时，日本也暗中支持，不仅提供了枪械，而且有不少的日本人加入其中。至少从领导层来看，像国际纵队。当时的归善县一带会党势力活跃，其中的三合会会员，已经跟兴中会有了联络，只要有枪有钱，拉起队伍，不成问题。原来的打算是，起义之后，占一个港口作为据点，然后来自日本的接济就会源源不断，最终以此为根据地，逐步发展。

　　就这样，队伍拉起来了，旗帜也树起来了，战斗也打响了，一时间还挺顺手，抓了清军士兵，就剪了辫子，让他们当挑夫。一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所向披靡。但是，三合会的起义，在一般百姓看来，无非是扯旗造反吃大户，没人认为他们是革命军。所以，尽管在农村打得比较顺手，真的攻城拔寨之际，比如进军厦门就有些麻烦。

　　更大的麻烦是，随着北方政局的逐渐稳定，列强打定了主意，还是维持清政府统治。日本政府也变了卦，原本答应的支持都泡了汤。反过来，尽管朝廷动荡，但广东的地方官却没有人心涣散，还能撑得住。所以，起义的势头很快就没了，大家只好收摊。

　　原本策动会党起义，就是雇人造反。钱在人在，钱散人散。有点革命理想的，只是会党中的极少数人。会党的会众，原本就是社会边缘人士，做点作奸犯科，刀头舔血之事，都是生活的应有之义。给革命党干一票，原也无所谓。但钱花光了，事自然就干不下去。起义核心层没有被剿灭，其实已经是天幸。

　　■大事纪略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派郑士良到惠州策动武装起义，并拟亲自从台湾渡至福建，指挥全军。

　　●10月6日，郑士良、黄福等在三洲田集合三合会党80余人，猛袭新安沙湾，清军溃逃，旋乘胜直逼新安县城。

　　●10月15日，义军与清军战于佛子坳，缴枪700余枝，俘敌数十名，继又在镇隆大败清军。其后，在永湖、崩岗墟又连败清军。

　　●10月21日，义军经龙岗、淡水进至三多祝，队伍发展到2万余人。后因原定外援落空，孙中山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传达其指示，请郑士良自决行止。郑士良在外无援军、内乏弹药的情况下，被迫解散起义队伍。郑士良随后退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