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是表达可能不断重复的基本态度：在如此“高等人才轻生”的悲剧面前，渺小的我们对于侯同学，只能寄托哀思了。期盼他在天堂里不再有尘世的烦恼。

第二点是我认为，在一个地缘广袤、大学和人口众多的社会，关于高校学生轻生是否属于多发高发要慎言，否则要么是不负责任，要么是造成误解和一定的惊慌，要么是兼而有之。

最近若干年，随着新老媒体的发达和社会透明度的某种提高，涉及个体生命的暴力和自杀事件等悲剧性突发事件的报道成为常态。虽有争议和抵触，但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谨慎公开。

就轻生事件而言，我知道一些高校管理层是挣扎的：一度不少学校采取不公开和延迟公开的做法。结果，未见得准确的信息只能见诸社交媒体，到头来反而令校方陷入更大的被动。

由于存在着传统的避讳和现实中公众知情的有待深入，我们无法获知某个特定时间内各个学校的相关数字，因此无法得出事件高发还是低发的判断。如果有这样的统计数字，那是需要与全国平均自杀率对比的。

因为郭同学年轻而学历高，因为他身在985名校，所以他受到了特别的关注。这本来是一种人文关怀。但是由此得出高校类似现象频发的结论，未免以偏概全。因此简单地说高低是不科学的。

举个例子：2010年1月到5月，有数十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发生十多起自杀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连跳”，舆论随之激昂起来。后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说，富士康的自杀率远低于中国平均自杀率，是媒体的炒作报道让社会的焦点集中在这个企业上。

今天中国的大学，在校生人口动辄四五万上下，浙江大学位居全国第三，2017年各类在校生达7万多人。全国大学生总数高达1600万以上，除以23人/10万的平均自杀率，所得得出的数字才是可靠的。

第三点，关于自杀原因，我反对胡乱猜测。关于自杀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达到弄清其原因的地步，目前只知道一个人自杀会影响6个人的生活。因此，传播者的任何猜测都极可能是没有根据或单一归因的，后者忽略了更复杂的成因。

第四点，就是如何报道自杀事件。首先是尊重逝者和家人，避免二次伤害。然后是避免可能造成的传染（百余年来对此争议不断）。在这方面，国内媒体的进步是明显的，尽管报道不够全面，但是自媒体传播的总体情况如何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