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究竟是怎么回事，看看李典、马谡、志愿军的做法与不同结局，应该不难发现这种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李典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大胜袁绍后，又准备攻打袁谭、袁尚驻守的黎阳，因此命令屯军安民城的裨将军李典和谋士程昱负责用船筏输送军粮。

当时，袁尚派魏郡太守高蕃领军驻扎河流上游，已阻断水道运输线路。曹操得知后，便下令李典、程昱：“若船不得过，下从陆道。”意思是说，如果水路被阻，就从陆路运粮。

但是，李典又发现高蕃的部队不但装备较差，而且因为身处上游军心懈怠。他同将士们商量后认为：“如果突然袭击高蕃的部队，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一定可以击败敌军。而且军队打败不应受到朝廷制约，只要有利于国家，也可以灵活决定。”对此，程昱也是较为认可。因此，李典迅速出兵，攻打高蕃的部队，并一举将其击溃，完全打通了水上的便捷运粮通道。

其实，这也就是典型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只是事后曹操不但未对李典处罚，反而还给予了嘉奖。但是，如果李典攻打高蕃失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为行是否又会变成抗命不遵的处罚理由。

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时，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和安定三郡相继反魏附蜀，关中震动。为此，魏明帝曹睿派大将张郃总督各路军马出兵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以解祁山之危。当时，诸葛亮力排众议，重用马谡为街亭主将、王平为副将，要求他们于街亭险要处当道扎寨，阻截张郃，为蜀军开辟祁山根据地争取时间。

可是，马谡到了街亮后，不听王平再三相劝，放弃街亭险要当道于不用，反而将部队驻扎于南山之上。结果，马谡部队被张郃大军团团围困，断绝水源，进而造成军心溃散，大败而回。

这时，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自然也就成了不遵军令，成为大败的祸首，因此被诸葛亮挥泪斩首，以明军纪。假如，马谡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大败了张郃，是否会成为用兵如神的经典，诸葛亮还会斩杀他吗？

志愿军180师的“将在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命令各部安全撤收。但是，60军却将“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的命令，误解为“60军需要掩护全兵团伤员运走后再撤收”，并命令180师负责阻击敌军，掩护兵团伤员全部转运。不久，180师便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危局，但是全体指战员依旧死战不撤。其实，师长郑其贵也曾数次向军部上报伤亡战况，得到的答复却是等待突围命令。结果，等到突围命令下达时，180师全体指战员几乎全部战死，伤亡人数高达到了7644人，成为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的最大损失。

表面看，师长郑其贵“执行命令过于死板”，但是他却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作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假如，每逢战争，各军将领都有“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想法，又谈何团队精神，岂不成了一团散沙。

所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行为，说他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是不能用是或否来简单界定，因为这句话也是个“政治用语”，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有道理。胜了，说你用兵灵活；败了，说你不遵军令；有猜忌了，又以此来进行约束。但是，若单纯以战场而论，这句话适合于在外独立领军的主将，而不适合于配合团队作战的其他将领，也不适宜于后方不明战争实情的指手画脚，更不可成为相互攻讦的“政治借口”。反之，将成为了相互牵制的“绊马索”，损伤了自己，便宜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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