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对汉字进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唐兰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汉字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对中国文字学研究意义重大。《中国文字学》是一部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理论性专著[1]，全书共三十一节，分属五大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详细地阐述了唐兰先生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定义和研究对象、文字的起源和形成、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变以及文字的变革等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汇集了唐兰先生毕生研究汉字的心血，完整地展示了他的文字学理论体系，对我们当代文字学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相关问题。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字，首先就必须要明确中国文字学的定义、历史和研究对象等相关基础性问题。在《中国文字学》的前论中，唐兰先生用数节的内容来解决涉及中国文字学的相关问题。
　　（一）中国文字学的历史。一个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必然要经历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决不可能突然间就创建起来。中国文字的历史悠久，同样文字研究的历史亦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在唐兰先生看来，中国最早的文字学研究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春秋战国到晋这段漫长的历史是中国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的阶段。在这一个时期，文字学确立了自己与经学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批对后世中国文字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尔雅》《说文解字》等就诞生于此时。晋以后的六朝文字研究陷入衰微，进入两宋后文字学研究重新崛起，作为文字研究的中兴时期，六书学和金文研究在这时发展异常繁荣。经过明朝的沉寂后，清代文字学又再次兴盛，特别是《说文》学尤盛，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字研究的鼎盛时期。
　　在我们看来，唐兰先生对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论述是相当完备的，他对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的文字学研究状况都作了介绍，就算是文字学研究的衰微时期如六朝的明朝他也谈及，可以说做到了详略得当、仔细完备。最为可贵的是，唐兰先生在论述文字学历史的同时，还兼容同期与文字研究息息相关的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发展，从整体上来把握文字学历史发展动向，可以说比较完整地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字学历史脉络，确立了中国文字学的历史观念，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研究中国文字学无疑具有极好的入门作用。
　　然而，《中国文字学》对中国文字学历史的阐述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它没有建立自己完整严密的文字学历史体系，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对文字学历史的论述虽然详略得当，但很散乱；其次，唐兰先生忽略了对近现代文字学研究历史的论述，尽管他也谈及了一些近现代文字学者及其研究，如王国维，罗振玉，商承祚，容庚等，但极不全面，只是偶然提及；第三，唐兰先生对某些具体时代的研究状况和研究者的评价有失公允，例如王国维，虽然他在文字学的主要贡献是对甲骨文的资料整理，但依据卜辞和文献，他系统地考证了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并从不同世次的称谓划分卜辞的时代，对商周铜器铭文的考释和研究，更有重大的发明和成就[2]，他在文字学的成就，决不仅仅如《中国文字学》所说“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也研究古文字，但没有系统”[3]。
（二）中国文字学的定义及其地位。中国文字学是什么？这是每一个学习汉字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前面已经说到，中国文字学的研究早在公元前就已展开，但中国文字学真正有“名分”的时期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把文字学定名为小学，隋唐以后原来专指文字研究的小学又加入了音韵学和训诂学，并且一直延续，直到清末的章太炎才将小学改成为语言文字学。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字学始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正确的学科定位。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所以西方语言学研究实际上是语言文字研究。而在中国，语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基于此，他主张中国文字学是研究中国文字的学科，应该独立于中国语言学，并将其命名为“thescience of characters”。
　　在先秦时，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的语录体著作如《论语》、《墨子》、《孟子》等记载的对话与当时的口语几乎是吻合的。秦汉以后，当时的文人已经很难读懂先秦的文献典籍，原因除了两个时代的文字已有不少的差异外，还在于当时的文字与语言已有很大的出入。到了隋唐，当时的人就连秦汉时期的著作都已无法完全读通。由此可见，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本就不应该作为不同的研究对象，现在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由此可见唐兰先生的这一见解是极具远见的，它不仅确立了文字学在中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文字学在世界的地位。
　　（三）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每一个汉字都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字形；一是字义；一是字音。我国传统语言学一直是以语义的研究为出发点，又以语义的研究为落脚点的[4]，其范围包括了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而三者又一般以训诂为主，文字和音韵很多的时候是作为训诂的工具。正因为此，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字学研究都是兼形音义为一体。中国古代文字学最有影响力的《说文解字》就是中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和辨识声读的文字书，如《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碧）：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声；走部中的（趣）：疾也，从走取声[5]。自从许慎以后，中国历代文字学研究者都大体沿袭着他的研究方式，很少有大的创新和突破，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
　　对于文字学将形音义合并研究的状况，《中国文字学》指出，文字学应该把研究内容放在字形，把字义、字音即训诂和音韵送出，因为在唐兰先生看来：“中国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