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我只能说说自己的浅见，其实开始我没有多注意，直到后来网络开始说这个说那个，类似哗众取宠和荒谬的话语，才开始关注。

吸引眼球，却有失公正

易中天将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屋大维和西汉王朝的灭亡者王莽放在一起对比的那一段。 　　王莽和屋大维，无疑都是雄心壮志、野心蓬勃的改革家。但两者的历史功绩和评价却截然相反，为什么？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将地主的田产分给农民，降低物价，削减官员薪水，降低王侯待遇规格，实行盐、铁、酒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宫廷开支。 　

　他的动机和出发点绝对是善良的，甚至有史学家称其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但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他建立的新朝最终也成了一个极其短命的王朝，在历史上几乎很少被人提起。 　　易中天评价王莽的改革是书生气的、不切实际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于改变制度的痴迷。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一心想要恢复周制，但他不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再无可能。他的这种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洪流中就是倒行逆施。这一点，像极了后来的袁世凯。 　　

对于王莽的失败，易中天的这几句话一针见血：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点：一是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而屋大维的改革，几乎每一步都和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所做的事情和因此引起的改变，比王莽大的多。王莽只不过是让皇帝由姓刘的变成姓王的，而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罗马的政体。屋大维的集权统治，是罗马由共和转变为帝制的标志，而且，这个新政体在此后延续了近五百年。 　　首先，屋大维执政时期，罗马帝国的版图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扩大。在当时，治理一个横跨亚、非、欧的超级大国，显然不能再像治理一个小国那样使用共和制。其次，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唯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而要战争，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 　　因此，变共和为帝制，已经呼之欲出。 　　但屋大维无疑比王莽聪明、谨慎得多。他很清楚哪些东西是可以动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动的、哪些是暂时不能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多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就将是自己。 　　屋大维很清楚，主权在民、共和政体是丝毫不能冒犯的，但他又必须实现实际意义上的权力集中和独裁统治。这一对看似不可能调和的矛盾，屋大维却用一系列高明的手段巧妙地化解了，而且做得让人民群众和精英阶层心悦诚服。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这一点，又让我想起了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只不过，屋大维的操作手法更加婉转、更加春风化细雨。 　　时势和方式，才是真正考验领袖智慧之所在。

　　《两汉两罗马》已经读到了《信仰》这一章节。这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对于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信仰的华夏文明反而能够走到今天、成为五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灭亡的那个呢？ 　

　很想听听易中天先生的观点。

不得不说可取之处很多，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却少说一千多年，这是我不能理解的，包括混血汉族等，有些排斥。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