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一开始只是文人之间的笔战，是对同一问题发表相反的观点。

导火索是梁实秋一篇名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在文中梁对卢梭进行了批判，并发表了自己对女子教育问题的看法。作为卢梭的推崇者，鲁迅对此自然感到不满，于是作文《卢梭与胃口》进行反驳。从这里开始，二人开始了来来往往的争论，从教育到文学，再到翻译、批评等许多方面，涉及文学理念、人性观、阶级性等等问题。

虽然两人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但终归还属于文人之间的笔墨战争，和今天互联网上两个大V对骂没太大区别。把事情引向另一个本质的是冯乃超的一篇《阶级社会的艺术》。

冯乃超

梁实秋是新月派作家，信仰自由主义，主张文学是超功利的自我表达，是灵魂和美的诠释，以健康和尊严为原则，坚持贵族式的纯文学立场，反对把文学作为阶级和政治的工具。这种观点直接与左翼文学相对立，因此常常被左翼作家攻击为资产阶级的、妥协的、反动的、落伍的文学。冯乃超作为左翼文学理论家、中共党员，必然是反感梁实秋等人的。于是在其文章中送给了梁一顶“资本家的走狗”的帽子。

梁实秋看到以后立马动笔进行了反击，他写到：“《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梁实秋的这段话极为老辣，不仅利用冯乃超批判的虚弱处给自己解了套，更揭了左翼文学特别是左联的老底儿。

作为左联的旗帜和领袖，鲁迅不可能也无法对此置之不理。所以他再次提起笔来，在“资本家的走狗”上添了两个词，变成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并用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将这顶帽子紧紧套在了梁实秋的脑袋上：“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到这里，鲁梁之争就变成了一种政治论战而与文学没有什么真正关系了。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对立，也是文学之外的势力对文学产生的干扰。就鲁迅和梁实秋本人而言，其实都未必有多强烈的政治归属和政治目的，更多的还是裹挟在政治现实中的书生意气。

梁实秋文章里写：“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护CCCP’我是不干的，到报馆门前敲碎一两块值五六百元的大块玻璃我也是不干的，现时我只能看看书写写文章。”实际上只是表达对某些革命行为和革命者的反感，并非真的对革命有多少深入思考。同样，鲁迅认为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的时候，这种借刀杀人的影射“比起刽子手来更下贱”，出于同情弱者和保护一批左翼青年的目的，鲁迅写到：“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CCCP’或‘×××’，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而其实，鲁迅也未必真正清楚自己所同情的对象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两个人心里对此都是明白的。所以鲁迅会写：“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绝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而梁实秋也写过：“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后逼上梁山。……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