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崇孔子，倡导儒学

儒家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者视为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权威，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清朝统治者也不例外。清朝入关以后，大力提倡尊孔读经。给孔子加封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称“至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加封巡衍圣公以及给予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拔土地，赏赐财物。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召集官吏儒生，讲论经义，甚至以天子之尊，向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优礼有加，为他们建祠庙、立牌坊、赐匾额。“先儒”的后裔都世袭五经博士，备加荣宠。清政府千方百计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清王朝之所以大力尊崇孔子，倡导儒术，目的是用以巩固封建秩序，加强专制统治。雍正帝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若无孔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①可见统治者尊孔是虚，借以钳制人的思想，以保证社稷永年是实。

二、推崇理学，扶植汉学

清朝对程朱理学，尤其极力提倡。清朝统治者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的思想权威，作为支配人们思想行动的准则。康熙帝不但重新刊行《性理大全》，还亲自主编《性理精义》。《性理精义》亦作《御纂性理精义》，是一部辑录两宋理学家学说的书。雍正帝也根据程朱理学，亲自主编《大义觉迷录》、《朋党论》。强调知识分子、学生和大小官员必须熟读以进行思想控制。

为了表示对程朱理学的尊崇，顺治十三年和康熙五年，分

①《东华录》雍正朝，五年七月

别下诏以朱熹婺源十五世孙朱煌、十六世孙朱坤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籍奉祀。康熙特别推崇朱熹，他说：“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篡之书，皆明白精确，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对朱熹的推崇，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把朱熹从孔庙两庑的先贤中抬出，放在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成为第十一哲。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成为清朝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对于程朱理学，清政府规定一律不得违反，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如雍正王朝时，有个谢济世，注解《大学》从《礼记》本，而不从朱熹的《四书集注》本，被告发后罚为苦役。

为了笼络人心，乾嘉时期的清朝统治者感到意识形态领域单靠采取高压政策并非良策，发现考据学可以利用，以便从阴柔方面达到统治目的，所以在推崇程朱理学的同时，适当扶植以烦琐的考据作为治学方法的汉学，遂使考据学盛行一时，汉学家蜂拥而起，汉学终于在清代学术领域中成为占有优势的专门之学。考据学成了统治者的点缀和消耗知识分子精力和才华的工具。考据学的繁荣，使得“统治者既利用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实际来巩固政权；学者也利用它以全身远祸”。清代统治者也正是看中了考据学的这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它，使之得到发展。可以说，乾嘉学派是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恩威并济的文化教育政策下产生的畸形儿。

三、广泛兴设学校，严格管理制度

清代的国学和地方学校基本上承袭明代旧制，在京师设国子监，在地方设府州县学。顺治元年（1644）置国子监，分设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与广业六堂练习。设祭酒、司业总理业务；设博士、助教、学正、学录，负责教学；设监丞，负责绳愆厅。随后，又陆续创立了算学、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俄罗斯文馆等。各省地方除府州县学外，乡间还设有社学。康熙九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此外还有义学。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完整的学校体系，各种学校的数量发展很快。

在广泛兴设学校的同时，严格管理制度，加强对各级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尤其是在清朝官学中，从生活到学习，各种制度一应俱全，生员的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清朝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方针，一方面给生员以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又施以高压管理手段强迫生员就范。首先，在教学上规定必读教材，如《圣谕广训》，它从道德、伦理、风尚、法律等方面规范了封建行为准则，成为清代学校道德训练的标准。这些必读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将具体事例与法律结合起来，将行为规范的约束与专制思想的灌输结合起来。其次，在生活管理、教学管理上作出严格的规定，并且监规禁例条目繁多。例如，在请假制度方面规定“各班生员凡是一应事物，先于本堂教官处禀知，令堂长率领赴堂廪复”。既使上厕所，都待持牌放行。第三，清统治者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入学深造，不惜给予优惠的政策和巨额的投资。生员的身份高于庶民之上，一人读书，全家光荣，其社会地位自然令人羡慕。这样软硬兼施，造就了一批安分守已的封建奴才。

四、实行文化教育的封建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交替使用了镇压和欺骗两手，即实行一手高压，一手笼络的政策。

在教育领域，清朝统治者实行封建专制主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颁《圣谕十六条》于直省学官：……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习该生员宣读，务令遵守。违者责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①雍正二年又颁布《圣谕广训》。这些“圣谕”意味着清政府正加紧在思想上，教育上对知识分子的禁锢和控制。尤其是道德教育更注重灌输，重劝戒，更具有文化专制主义的性质。

清官学把德行为本的方针贯彻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各项管理措施之中，从而加强了对生员的思想钳制，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管理体制。清代的《卧碑文》②有八条教条，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求官学生员在校必须“诚心听受”，读书明理；第二层意思是要求官学生员在校外要“爱身忍性”，少说少管。这意味着清朝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用一种封闭的管理手段和高压的强迫手段来排除社会对官学生员的影响，把官学生员引入埋头读死书，一心死读书的途径中，以塑造他们所需要的封建卫道士。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最显著的特征。

在思想领域，规定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准绳，禁止一切不利于巩固皇权，阻碍专制统治的思想言论。

从总体上来看，在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实行的高压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兴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