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研究历史，并且这个兴趣贯穿了整个文明过程。有时候甚至到了“爱史如命”的程度。追根溯源，约略有如下原因：

1.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可以研究。如果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算起，中国可考的一体多元历史，至少有5000年左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可以考证的遗址，犹如满天星斗，重瓣花朵，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

2.中国有未曾间断的掌史机构和职官设置。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就有了掌管巫、卜、祝、史的官员。相传，黄帝的史官就是那个让天雨粟，夜鬼哭的会造字的仓颉。

此后历朝历代，不断设立、完善记史的专门机构和职官体系。太史掌管全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内史记起居，外史记征伐等等。直至清朝灭亡，这个记史系统一直延续下来。

3.中国有专职且可继承的家族性史官队伍。这支史官队伍有着超强的职业精神，而且总体上社会地位较高。在中国，史官一般是有专门的家族成员来担任。一位史官死了，经常会子承父职，兄终弟及，如此往复。例如西汉史家大咖司马迁，他自己是太史令，其父亦为太史令。由于有超高的职业壁垒，外人一般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史官有异乎寻常的职业精神。甚至因为如实记录历史事件而忤逆君王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其中，董狐因书赵盾弑晋灵公而名垂青史；齐国崔杼谋杀齐庄公而杀掉三个太史，而第四个仍然坚持“崔杼弑其君”的表述。最后，崔杼只好妥协。有以上史官作为榜样，后世许多史官也大体上坚持了专业精神。

4.中国有后代修前史的史学传统。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天下。对祖先的源流记述、祭祀的先后顺序，都是史官的重要功能。如果一个朝代灭亡了，产生一个新的朝代。如无特殊原因，新的朝代哪怕和旧朝代有深仇大恨，也会为灭亡的朝代修史。这是一个朝代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证明。通过辑修史书，实现收民心，考得失，知兴替、得正朔的现实政治目的。从公认的第一本史书《史记》到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明史》，合称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此外，再加上其他未列入上述统计范围官修、民修的史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5.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史观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政一体化。中国自周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五行相继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神授、华夏一统的政治观念。统治者及其继承者通过史官的记述，以向人民表明自己政权得国的合法性、君主得位的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正确性、自身修养的崇高性，从而实现国家统治的稳定性。统治者以名垂青史为荣，以史官记其恶为耻。甚至有皇帝为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而向史官“行贿”的可笑故事发生。

6.中国古代史、学、官一体模式促进了史学研究发展。史学的本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资于治道。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研究“人”的科学。史学这个本质，和儒家“仁”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中国汉以后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就是儒家。

春秋时代，大教育家孔夫子厄而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学家左丘失明而作《春秋左氏传》，以为孔子《春秋》作注。老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媒介就是史；史官从事记史工作、编修史书过程中，也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专职史官有固定收入，可以专业从事史学工作而无衣食之忧。因此，三位一体的治史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和广泛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喜欢读史、论史、用史。

囿于篇幅，还有许多重要原因不再展开。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的史学记述代代相传，史学典籍、著作、文献层出不穷。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史学居功甚伟。我们因有如此伟大且传承有序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也应该向那些为坚持真实书写历史而付出重大代价的，以太史公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