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总体把握——是方向错了还是路径错了？改革的探索推进到产权领域，这是20多年来中国改革取得的最重大、最值得珍视的成果。2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实践实际上走了四步，即从模拟市场到引进市场机制，从模拟资本到引进资本机制。80年代初的改革实际上是模拟市场，当时连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都不想搞，而企图通过人为的测算来模拟一个市场。
  后来发现这个路子根本走不通，就开始引进市场机制，并着手建立市场与市场体系。但当这种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时，人们才发现没有一个市场主体——企业，就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与完善的市场体系，于是，有关企业改革的探讨便应运而起。然而，当时在改革实践中却采取了模拟资本的路子，承包制与资产经营责任制等都是模拟资本的产物。
  但随之人们就发现，就像市场不能模拟一样，资本同样不能模拟，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引进资本机制。1987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问题》的文章，提出产权明晰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两权分离”的思路不可能走得通，中国的国企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
  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广泛关注，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介入下，一场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本质上说不是市场化的产权。这种产权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它是模糊的产权而不是明晰的产权。
  有人说国有企业产权一点都不模糊，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不缺位，这是不符合现实的。谁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应该由谁来行使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这个主体显然是缺位的。人人都是所有者，就必然人人都不是所有者。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可以以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身份来干预企业，但又都不对他的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成了被束缚的对象。在国有企业中，权利与义务是极端不对称的，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恰恰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第一重涵义，就是要变模糊的产权为明晰的产权。2。它是集中的产权而不是分散的产权。分散的产权是社会化的产权。
  只有在产权社会化或分散化的条件下，才会有不同的经济主体和不同的经济利益，从而产生交易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在集中的产权或者大一统的产权下，市场经济关系是很难真正发展起来的。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第二重涵义，就是要变集中的产权为分散的产权。3。它是呆滞的产权而不是流动的产权。
  国家投进去的钱，投了厂房就是厂房，投了设备就是设备，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呆滞的产权要变成流动的产权，因为只有流动起来才有生机和活力，流动起来才有可能保值乃至增值。所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第三重涵义，就是要变呆滞的产权为流动的产权。我认为从这样的角度来把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才真正触到了改革的真谛。
  没有一个全方位的、深刻的产权改革，中国就搞不成市场经济。

　　第二个问题：产权改革——是全面停止还是加速推进？产权改革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主体部分还没有进行，甚至还没有启动。
  一些企业所搞的产权改革，是在产权改革的核心部分与基础部分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局部的或部分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缺乏明确的规则，因而就很难保证不出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有企业的真正的产权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在一个明晰的规则下，尽快启动核心部分与主体部分的产权改革。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就会大大延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这样就会后患无穷。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在改革中特别是产权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产权改革太快了，而是太慢了。正因为产权改革拖了20年，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才导致产权改革中弊端丛生。
  

　　市场经济的最大的奥妙和最核心的秘密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明晰的产权关系和明确的产权规则。产权关系是经济关系中最核心的关系，产权规则是社会经济中最核心的规则。由这个规则派生出其它的规则。社会经济的原动力就是财产关系和财产利益，利益关系是受财产关系制约的。
  如果我们的产权改革停止了，那中国改革就不能有效地向市场经济推进，双重体制就会相互掣肘，行政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对抗，市场的力量就很难战胜行政的力量。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最主要问题，恰恰就在于市场的力量与行政的力量对抗，市场的力量抵御不过行政的力量。
  行政的力量太强，市场的机制太弱，信息的披露太灰，监管的取向太乱，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权本位走向钱本位、从钱本位走向人本位的过程。钱本位社会就是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体制正处于从权本位向钱本位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弊端就是权与钱互相渗透，通过权来搞钱，通过钱来买权。
  这种体制拖的时间越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侵蚀就会越强烈，市场经济对权力的诱或就会越来越多，腐败就会越来越滋生和滋长。由于社会资源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它可以通过各种表面上合法的手段造成资产的转移，形成社会不合理的转移支付，导致或明或暗的财富转移和财产侵蚀，造成各种社会的不公正。
  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倒回到权本位上去，形成大政府或强力政府，而是应该尽快往前推进，尽快结束双重体制，尽快形成规则经济，尽快培育企业对行政权力和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在一个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生活的环境下，以人为本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都是极难实现的。
  

　　第三个问题：资产流失——是道德缺失还是制度缺失？现在很多人指责一些企业的领导人没有道德，掠夺社会财产。这个问题有没有？有，而且相当严重。但是透过现象我们看到，为什么他掠夺财产能够变成现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制度缺失。

　　还应该指出，资产流失有三重理解。
  第一重理解为名义流失与实际流失，第二重理解为显性流失与隐性流失，第三重理解为制度性流失与交易性流失。从这样三重涵义来理解资产流失就能更准确地把握资产流失的真实涵义。国有资产有三种形态：实物形态、证券形态与货币形态。把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就从实物形态转变成了证券形态；如果把国有股卖掉，那么国有资产就又从是证券形态转变成了货币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交易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进行的，就不存在资产流失问题，而现在我们这个转换过程中很多确是不等价进行的。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让企业家搞MBO?为什么MBO的最主要动力是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因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把国有资产转成企业家资产，把企业家稳住，利润能提高，政府能得税收，又有名，又有利，地方政府为什么不干？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产权关系极不明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可想而知。
  

　　第四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是内在失效还是外在失效？我认为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是内在失效不是外在失效。我们可以看几组数据。第一组数据是资产数量。从1983年到2003年的20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为223464亿元，但到2002年底，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净资产却只有35741。
  27亿元，投资而不形成资产，投资而不产生效益，这是国有企业的突出弊端。第二组数据是企业效率。2002年，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是2。7％，整个社会的资产利润率是3。5％，而银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5。31％。这就是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仅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一半左右，比整个社会低0。
  8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由于很多国企的利润来源都是垄断行业和垄断领域，因而如果没有垄断，国企的效率还会进一步降低。第三组数据是银行不良资产。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到今年六月还高达22。2%。去年我们公布的银行不良资产为17％点多，但是标准普尔公布的却是40％，这样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是怎样累积下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国企的信用缺失。
  国有企业的信用缺失已经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第四组数据是社会贡献。国有企业占有社会65％左右的资源，却只创造了约30%的社会财富。去年中国用占世界35％左右的资源和能源，创造了只占世界4％财富总量。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国有企业的产权机制再不改，就已经难以为继。
  按照目前的行政化方式配置资源，矛盾会越来越多，资源的问题，机制的问题，财富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爆发。

　　第五个问题：治理结构——是利益制衡还是财产制衡？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的链条太长，代理的环节过多，财产的制衡就很难生效，企业的效率就很难提高。
  产权明晰化的内在涵义是什么？是产权的人格化，是找到一个人格化的主体，使他们能像人那样运动，像用自己的钱一样用别人的钱，用社会的钱。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下，就很难找到这样的主体。财产制衡是最强有力的制衡，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制衡，股票投资者不能制衡经营者。
  所以中国股市的主要矛盾都集中在产权问题上，需要进行产权变革。在这方面，恰恰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把焦点更多聚集在产权上是很危险的；相反，改革的聚焦如果偏离产权，那才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产权改革的关节点上，这一关过了，特别是上市公司产权革命完成了，那么整个产权改革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市场经济是什么经济？是追求利益的经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有什么区别？计划经济是拨动的经济，而市场经济是涌动的经济，让千千万万人参与，让千千万万人涌动，让千千万万人追逐利益，在追逐利益中完成社会财富的增长。

　　第六个问题：企业家阶层——是成为政府附庸还是独立的经营阶层？20年来，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产权改革推进缓慢，导致企业家阶层没有形成。
  严格说来，中国现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你说一个企业家没有，那也不是，还有一些好的企业家，但这些企业家的成长是靠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个人才能和个人觉悟，而不是靠机制和制度。中国的企业要做大做好，就一定要有全社会的筛选企业家的机制。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风险社会化与经营社会化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过程，没有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与风险社会化，经营社会化就很难形成土壤与环境；但如果没有经营的社会化，也会反过来阻碍或延缓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与风险社会化的进程。
  现在，我们的上市公司还没有成为集四个社会化于一体的企业，特别是资本社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这不但大大妨碍了风险社会化的发展，而且也使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需求与经济环境。企业家阶层的缺失和断档，也是中国企业改革和发展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
  

　　第七个问题;：政府功能——是强化政府功能还是强化市场功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进一步扩大政府的权力都有害无益。现在政府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在市场经济中，各个主体之间一定要有明确定位，该个人管的事情个人管，该市场管的事情市场管，该企业管的事情企业管，只有个人、市场和企业都管不了的事才应由政府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挤缩行政功能，放大市场功能，把行政权力逐步挤出市场。看不到改革的这种趋势，就会导致与改革总体趋势南辕北辙的后果。

　　第八个问题：发展趋势——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是在把握产权改革方向上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对国退民进中的“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认为“民’’就是个体户，就是私营企业，那么我认为国退民进的提法是不科学的；但如果把这个“民”理解为社会化的资本，把国退民进理解为资本社会化的过程，那么我认为国退民进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由于国有企业缺乏制度约束，缺乏行为规则，缺乏盈利动机，缺乏对市场的责任，因而这种企业是很难与市场经济建立起和谐的有效的对接的。
  国有企业为主导，就肯定建不成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比重过大，也肯定建不成好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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